索罗斯谈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

本帖最后由 小可爱 于 2011-5-22 06:46 编辑

本书是德国女记者科南和摩根斯坦利的销售经理韦恩对金融奇才索罗斯的访谈录。索罗斯将其金融投资理论、政治分析、道德反省、社会主张和对往事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娓娓道来，生动而又深刻。充分展示了投资大师索罗斯的奇特奋斗历程以及经济思想

作者简介
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犹太人家庭。17岁到英国学习哲学，毕业后曾当过烟草推销员及金融职员，后自己组建量子基金会，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投资经理人、著名国际金融专家。同时他还每年投入上亿美元从事世界范围的慈善事业，成为享誉全球的社会活动家。

乔治•索罗斯

　　本书最初源于克里斯蒂娜•科南对我的一次深入采访，她服务于一家德国媒体，书用德语首先问世。后来，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希望出版英文译本，我发现这种访谈的方式比较灵活得体，便同意出一个最新的增订本，使本书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这是我一生的总结。第一部分(1~5章)通过拜伦•韦恩对我的采访，讲述了我的出生、成长以及创办基金会的职业生涯。拜伦•韦恩是我的老友，同时也是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专家；第二部分(6~10章)是关于我的政治观点和慈善事业以及国际活动，由克里斯蒂娜和我的对话构成；最后一部分(附录)则是我的一些哲学思考。

　　我的人生哲学并非仅关金钱，而更多的时候是涉及人类前途和世界形势。将金融市场当做实验室，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也抓住时机去验证我对苏联和东欧的一些预测。我相信我有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说，我应该去传播自己的思想。因为如果我平生信仰的“开放社会”尚不广为人知的话，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当本书完成时，我感到了成功和安慰。

　　我的责编迈尔斯•汤普森希望本书是为热衷于金融和投资的读者而作。我没有过分反对，是因为我本人对金融市场确实感兴趣——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如此波动的状态下。但我更愿我的创作是为了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我真诚地希望那些对赚钱并无特殊兴趣的朋友，也能觉得本书值得一读。

　　我曾将手稿给许多亲友看过，感谢他们所提出的评论与建议。但我要对本书所写内容负全部责任。我还要感谢艾米丽•鲁斯、弗朗西斯•阿布齐德和西拉•奥特那以及肖恩•帕特森对我的大力协助！

　　自序 承销开放社会 乔治•索罗斯

　　第1章 大师出道

　　童年坎坷，父母的影响/集权统治下的生活/逃出匈牙利/英格兰之旅/追随卡尔•波普/初闯华尔街

　　第2章 量子基金

　　初创基金会/与罗杰斯的合作及分手/由400万到4亿/生活危机：成功的代价/黑色星期一/重建管理班底

　　第3章 投资天王

　　两个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与众不同的投资理论/避险专家/分析股市：逆流而上/一次交易赚10亿美元

　　第4章 投资理论

　　理论框架——反射/市场并不完美，需要选择/繁荣与崩溃的规律和模式/金融市场与历史的相关性

　　第5章 行动理论

　　国际金融的盛衰/英镑危机/汇率冲突/他把英国逼出欧洲汇率机制/对日本股市的预测/墨西哥事件对世界的伤害

　　第6章 重义轻利

　　在25个国家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出手阔绰的慈善家/对南非的资助/东欧局势的幕后操纵/社会理想：用经济去推行/基金会的全球活动

　　第7章 世界公民

　　对政治的关注/对东欧经济前景的分析/解体后的苏联将走向何方/救世热情的投资方向/悄然影响历史

　　第8章 社会前途

　　焦点转移：关注世界新秩序/波黑危机：民族主义的威胁/将要瓦解的欧洲/联合国和北约的失败/美国自信心的危机/金钱与自由的重新定义/探讨毒品与死亡/对国际政治的看法

　　第9章 失败哲学

　　反射理论和投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没有社会科学/历史不存在模式/人类需要怎样的价值观

　　第10章 权力迷思

　　公众人物怎样面对公众/无意地影响着政府与人民/无人授予的权力/推动股市的力量/钱用不完了，就走进历史

　　附录一 开放与封闭

　　附录二 透视欧洲

　　附录三 动态避险

　　一个人是他人影响下的产物，我们来谈谈影响你的人。令尊对你和你的理念有深远影响，请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影响，以及他一生中有哪些方面对你而言特别重要。

　　我认为影响其实同时来自家父和家母，我非常爱他们，但是，他们是极不相同的人，他们之间有很多紧张关系，我爱他们，我把对他们两人的爱都深藏心底了，也把他们的紧张深藏心底了。这种紧张是我生命里的动力，我的内心里，一直在演出两个不同人物的戏剧，这样使我总是能够看到另一个观点。我几乎同意家父的每一种观点，只是不同意他对待家母的方式，家父教导我如何应付世事，家母教我如何内省。我采用家父的观点，但是在天性上，我和家母亲近多了。家父是个外向、合群的人，对别人的命运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他喜欢畅谈别人的命运，却不喜欢和别人分享他内心的情感，他很可能根本不喜欢处理他自己的情感，那就是他对别人那么有兴趣的原因。

　　家父喜欢停留在表面上，家母却喜欢深入探索，她自我批判的程度已到了自我鞭笞的地步。她有一种我没有继承的宗教、神秘倾向。但是我遗传到她对存在之秘的兴趣。家母崇拜家父，接受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即使违反她的天性仍然如此，这种情形创造了一些冲突。她在其他方面也有冲突，她深受匈牙利社会流行的反犹太主义的伤害，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就罹患溃疡，她也因为没有自己的事业而觉得不满意，在某些方面，她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我把对她的情感深藏心底了，我必须对抗这种失败倾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变成极了不起的赢家，因为我必须战胜内心里顽强的失败者。1982年我经历内心动荡不安的时候，回想起父母亲之间的冲突，就在那个时候，我消除了继承自家母的许多困扰，使这些困扰浮出表面之后，困扰就一扫而空了。

　　你为什么和父母亲这么亲近？

　　家母本来就是很容易亲近的人，我也是这种人。家父则是个非凡的人，我崇拜他，我知道我多少有点偏心，但是，即使在我走到人生晚年时，我仍然认为他是相当杰出的人。小时候，他花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我放学后经常和他见面，我们会一起去游泳，游完泳后，他会告诉我他人生故事中的另一段，这像肥皂剧一样，我完全沉迷其中，他的人生经验成为我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谈谈这个肥皂剧的一些细节，好吗？

　　一开始，他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晋升到少尉，然后在俄罗斯前线被俘，成为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去。那时他仍然野心勃勃，他编了一份叫《木板报》(The Plank)的报纸，是用手写的，贴在厚木板上，作者群躲在木板后面，听读者的批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木板报》的合订本，他把这些报纸从西伯利亚带回来。后来他被选为战俘营的囚犯代表，附近的战俘营若有俘虏逃脱，为了报复，囚犯代表就会被枪决。他认为与其因别人逃脱而被枪决，不如自己先脱逃，于是他挑选了大约三十个有一技在身的人，包括木匠、厨师、医生等等，原因是他自己毫无实用的技能，他们集体逃离了战俘营。

　　他计划建造一艘木筏，漂流到海上，但是因为地理知识不足，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不了解西伯利亚的所有河流都注入北冰洋。他们造好了木筏，而且沿河漂流而下，花了好几周才发现自己是向北冰洋漂去。最后他们知道必须从荒漠中跋山涉水，回到文明世界，这样又花了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因为俄国大革命的缘故，他们陷入这个地带的动乱当中，当时一位捷克军官坐镇在一节装甲火车车厢中，统治着西伯利亚，他们分成白军和红军互相杀戮，也残杀人民，我父亲经历了一些恐怖的经验，教导他了解活着的价值。

　　他回到匈牙利后变了一个人，丧失野心，再也不想成名，只想享受生活和维持独立，但是他不要变成有钱人或有影响力的人。事实上，他是我所知道唯一靠着自己的资本过活的人，他和家母结婚，我们拥有若干不动产，一部分是来自他们的婚姻，一部分是用他出版《世界语》(Esperanto)手册所得到的利润购置。他是律师，但是他不喜欢做超过绝对必要分量的工作。我记得在自己还很小时候，他就叫我到他的主要客户那里借一些钱，然后我们就去度假滑雪，我们回来以后，他会有好几个星期心情不好，因为他要设法赚钱还债。后来在战争期间，他开始出售不动产，等到德国占领匈牙利，他几乎已经把拥有的不动产统统卖光，这点显现出非常良好的判断力，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失去这些财产，就撤资而言，这样做的时机拿捏得极为恰当。但是，很少人有勇气仅靠着他们的资本生活。父亲曾经说过：“我把我的资本放在脑子里。”我真的很欣赏他的态度，这点和我的事业生涯真是天差地别！但有趣的是，我模仿他这种方式，所以我从来没有成为财富的囚犯。

　　你提到过，令尊对付纳粹入?匈牙利的方式对你有深远的影响，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德国在1944年3月占领匈牙利，当时我还不到14岁。那是家父最完美的时刻，因为他知道怎么行动，他了解状况，明白正常的规则不能适用，守法变成危险的嗜好，玩法才是生存之道。父亲经历过俄国大革命，知道该做什么，他替家人安排好，拿到假的身份证件，也找了一些地方让我们居住或躲藏，他不只协助最亲近的家人，也帮助身边相当多的人。我可以老实地说，他救了几十条人命。他比当律师时还忙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一间租来的房间，只有穿过浴室才进得去，有很多人在浴室里排队等着听他的建言。

　　这是刺激冒险的时期，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谈下去，因为这些事情在我记忆里激荡，只是我很少谈论而已。重要而矛盾的地方是，1944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点很奇怪，而且这样说几乎让人反感，因为1944年是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一年。但是，情形的确是这样，我才14岁，有一个我崇拜的父亲，他能主导情势，知道该做什么，又能帮助别人，我们处在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下，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免于死亡的阴影。你才14岁，你相信自己不可能真的受到伤害，对14岁的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最刺激的冒险。这段时期对形成我的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从家父这位大师那里学到生存的艺术，这和我的投资事业生涯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都幸存下来，接着俄国人来了，随后仍然有一些有趣的冒险，但是，生活逐渐丧失刺激，随着专制政权的控制整个国家，我开始觉得受到限制、挤压和封锁，我也觉得家父对我的影响太多了，我对他说：“15岁的人像50岁的人一样想，太不自然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打开一条生路呢？”他问我：“你想去哪里？”

　　“英国。”我回答，因为我们一直在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我对英国人公平竞争的意识和客观报道印象非常深刻：“不然我就想去苏联，因为我们既然必须在这种新制度中生活，我就想探索这种新制度的本质。”

　　“噢！我到过苏联，”家父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和苏联有关的事情。”

　　我就这样决定去英国，经过好多年，我才了解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而我为了这一点更爱他。他说他在英国有个亲戚，或许可以协助我进一所学校，我写信给他，但是没有得到回音，所以家父说：“你为什么不每周写张明信片给他，提醒他你的存在。”我照着做，最后他送来一所学校的入学许可。然后我申请护照，但是当时很难拿到护照，等待的时间总是一星期之后又过了一星期，申请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家父说：“你应当去申诉，要求见主管官员。”我真的这样做了，这也使我成为护照部门相当讨厌的人，当时比我大4岁、已经21岁的哥哥，有一个同学替政治警察工作，他请朋友拿着我的档案到各个办公室去办理，他这样做相当吃力，因为办公室的主管说：“我愿意给任何人护照，但就是不想给这个经常申诉、令人厌恶的年轻小伙子。”最后，我还是拿到了护照。

　　我17岁离乡后，家父对我的余生就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了。

你离开匈牙利前，有过一些受苦受难的经验，那些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完全没有受过什么苦难，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伤害我，我明白身边的苦难，但是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别人。就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我们曾经站在配给香烟的队伍里——他们每天配给一个人五支香烟——然后把香烟送给被拘禁在犹太人住处、不能去排队的犹太人。或许我唯一受到的实质影响，是布达佩斯刚刚被包围时，当时死尸四处散落，有一具尸体头盖骨整个陷进去，随后好几天，我都觉得恶心。

　　能告诉我令堂被带到警察局、并且设法愚弄当局的故事吗？她一定有钢铁般的意志。

　　她独自一个人住在度假小屋里，邻居起了疑心，就向警方告发，警察诘问她，但是她表现得极为镇定，极为自然，所以警察释放她时还向她道歉。她在接受盘问时，表现得十分漠然，甚至觉得自己是从天花板上观察自己，确定自己给了警察正确的印象。折磨结束后，她才感受到至为惊人的危险，变得非常脆弱，她逃到布达佩斯，家父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我记得我还相当不耐烦地告诉她，要她恢复镇定。

　　你从令堂身上学到的教训，有什么和令尊特别不同的？

　　那很难说，我认为我从她身上继承了分析、自我批判的天性，但是，大部分的教训都来自家父，一般说来，在那段时期里，家父都是对的，家母和他意见不同时，经常都是错误的，这不只是我的看法，也是家母的看法，或许这一点会给你一些提示。

　　你经常回匈牙利吗？

　　没有，我根本不能回去，我们似乎永远被隔开了。我在1947年离开，我拿到护照，然后前往瑞士，参加一场世界语会议，因为家父是世界语专家。当时我还需要苏联的出境许可，但我没有，我拿到的出境许可是发给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团体许可，我因为没有及时拿到护照，错过团体的行程，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后出发，我就这样上了火车，而且幸运得很，我设法通过了这一关，没有真的出示我的许可。我在那里和家父见面，但是，会议之后他回匈牙利，我却必须在伯恩停留，等待英国签证。我不知道要等多久，身上只有父亲给我的几百瑞士法郎，得尽量节省，熬过这段时间，我大约在两星期内拿到签证，马上就去了英国。他的影响到此结束，但是，他的确曾设法寄一些钱到英国给我，他在1956年和家母一起出国，我们全家1956年于英国团聚。

　　令尊什么时候去世的？

　　1968年去世，享年75岁。

　　令堂呢？

　　她过世的时间晚多了——1989年。家父去世后，她变得卓然自立，学会了独立，她60岁时上大学，一直继续成长，到她86岁去世时为止。

　　其他人对你有影响吗？令兄如何影响你？

　　家兄最先给我不公平的经验，他比我大4岁，常常痛打我和捉弄我，父母亲并没有保护我，我抱怨过，但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24岁时兄弟重逢，并且变成好朋友。

　　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投资业务，对吗？他创造了自己的事业。

　　他是我们家里真正的天才，他30岁时，在自己的地下室开创了工程公司，他彻底改革大宗原料港埠设备的科技，而且他的公司在15年内便成为世界第一，他因为在工程方面的创造得到很多次奖，他设计的设备处理全球1/3的大宗原料贸易。

　　60年代末期，我在集团企业热潮中，把家兄的公司出售给奥格登公司(Ogden Corporation)。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谈判，我替他争取到的价钱比他的公司的价值高两倍，因为奥格登公司可以宣扬说，我哥哥是在他们公司任职的天才，他们公司的股票会因而更有价值，这笔交易我觉得是经典之作，我替家兄争取到额外收入。不幸的是，他们用股票支付，我又替他谈判争取到防止股票下跌的保障，要求对方不得使股价跌过目前市价一半，但是股价却下跌了3/4，最后他把公司买回来，重新恢复独立；最近他再把公司卖掉，目前我们正在各方面合作。

　　还有其他人对你产生影响吗？

　　我肯定还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我父母亲。

　　卡尔•波普(Karl Popper)呢？他是你的老师，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怎么影响你？

　　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我，我和他私下没有什么关系，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里，他不是我的专任老师，我在两年里完成应该三年念完的课程，但我必须多花一年当注册学生，才有资格取得学位。我获准选择一位导师，我选择他，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哲学。我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苏联的占领，波普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使我感受到启示的力量，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两者都违反社会组织的另一种原则：开放社会的原则。我受波普科学方法的理?影响更大，我为他写了一些文章，我们在他家见面时，他对我鼓励有加，但是我们见面不超过两次。然后我在1962年前后，写出我的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这篇论文大致是反复申论他的理念，我把论文交给他，他的回应非常热切，受到这种反应的鼓舞，我前去探望他，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见面。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要见他，他们发现我和他相约见面时，觉得非常恼怒，因为他们都是他的学生，需要他的照顾，我觉得自己像是不速之客，所以我走出房间，在电梯前面的走廊上等着。他走出电梯时，我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一眼说：“可是你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他说：“这点令人非常失望，我会跟你解释原因。我拿到你的论文时，觉得终于有一个美国人了解我就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说理了，这表示我已经设法把我的理念传播出去了，但是，你经历过欧洲人经历的一切，所以不能把你算进去，这就是我失望的原因。”但是，他仍然很支持我，并且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

　　那一次以后，我偶尔会去见他，他年纪越大，我们的接触越频繁，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里，我才和他产生真正的关系，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处在影响力的顶峰了。1994年6月，就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在布拉格有过一次美妙而令人感动的聚会，他到布拉格，在中欧大学发表演讲，他非常喜欢那次演讲，所以他准备九月时再来，并且在布达佩斯主持这所大学的学年开学，但是，他在开学之前就去世了。我和他的关系其实就是到这样而已，所以其实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理念影响我。虽然我主要是提到波普，我其实也受到一些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像海耶克(Frederick Hayek)、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人。

　　对于那些你最近和他们见面的一些权高名重的人，你有什么看法？有一篇文章描述你，说你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

　　过去五年左右，我和历史舞台上的很多重要人物见过面，这和我先前的形象差异太大了！我曾经在几近遗世独立的状况中生活，现在大部分的门都打开了。我必须承认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样子，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贯彻下去，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跟一些最近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不是指掌权的人，而是指知名人士。

你心里有特定的人吗？

　　我最想见的是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是我所见过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不管他的意见有多激烈，其实他是很温和的人，他具体表现出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典范——这就是他普受尊敬的原因。他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在第一次大致算是自由的选举中，他当选进入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成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领袖之一，这件事害了他，他在国会度过辛苦的一天后，心脏病发作去世，我觉得他因为没办法做更多事而死于忧伤。

　　我也喜欢哈维尔(Havel)，虽然他小有缺点。他把担任总统的初期，变成鼓舞人心的欢乐时光。我记得在一个法定假日去看他，有人神秘地宣布总统官邸要向公众开放，到场的人会和受邀的贵宾得到同等的招待。民众蜂拥而来时，庭院里已经摆好很多桌子，供应香肠和啤酒，这是我见过最欢乐的场合。他跟我解释说，他故意把宣布弄得模模糊糊的，免得总统官邸被挤翻。

　　我和波兰的布朗尼斯罗•吉勒梅(Bronislaw Geremek)在1988年认识，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好的关系，他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时期，担任瓦文萨(Walesa)的政治顾问，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值得回忆，我觉得与他很亲密。

　　政治人物当中，我觉得最亲近的是俄罗斯的格里高里•雅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他是夏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的主要起草人，也是1990年我率团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时的代表团领队，他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宏愿和我的愿望最接近——现在仍然如此，我们之间曾有一些歧见，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主因是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信念。

　　我还见过其他人，我努力的最大回报，是和有趣的人见面，以及参与有趣的事件。

　　我想到你的投资哲学是从你的个人经验演变出来的，让我们谈谈其中的一些背景，你首次进入这一行是什么时候？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和金融无关，是在英国当一家装饰品厂商的储备人员，这家公司制造新奇产品、纪念品、人造珠宝等等。我从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是没有关系的外国人，我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在这家公司兼差的同学，得到这份工作。

　　你当过业务代表，对吗？

　　我是所谓的储备干部，但是他们没有训练计划，所以最后我变成业务代表，然后我替一位从事批发的顾客工作，成为巡回业务代表，负责在威尔斯海滨度假区对零售商做销售工作。那是我事业生涯中的低潮，那个工作和我对自己的期许差得非常远，而且又是很艰难的工作，主要的好处是他们给我一部汽车，是福特的安格里亚(Anglia)车型，在英国的福特车系列里，这是最低价的车种。这位批发商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设法对伦敦的香烟店促销，但是这些香烟店已经有组织，成为属于不同批发商的团体，所以我绝对没有机会销售东西给他们，在伦敦停车也很难，所以我有种被人排拒在外的感觉。到威尔斯海滨地区时，这种感觉稍微获得舒解，所以我至少做了一些买卖。但是，我明白这种工作确实不是我求学的目的，或父母亲期望我做的事，所以我决定彻底脱离。我写信给伦敦每一家商业银行，写上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亲启，当时没有人会做这种事，你不能写信给你不认识的人。

　　这招来一些相当有趣的答复，有一位叫做华特•所罗门(Walter Salomon)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和我面谈，目的只是要指出我把他的名字拼错了。我也获得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Lazard Freres)面谈的机会，这次面谈很有启发性，因为总经理很好心地告诉我，说我想进伦敦金融圈好比缘木求鱼。他说：“在伦敦金融圈里，我们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聪明裙带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经理都有很多侄子、外甥，其中总有一位聪明的人会变成下一位总经理。如果你和他出身同一所学院，你会有机会被这家公司聘用；如果你出身同一所大学，你仍然还可以用；但是，你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呢！”他建议我远离伦敦金融圈，他说，因为进入商业银行的人，主要是要管理他们自己的钱，因此他们对薪水的期望比在产业界工作的人低，他们40岁时的薪水，可能是在产业界就业的人30岁时拿的薪水。

　　你说在威尔斯时是你人生里的低潮，对吗？

　　是低潮之一。

　　好，我们谈谈其他的低潮，其中之一是你的人生方向不符合别人对你的期望，但是，当时你对自己也抱着很高的期望，对吗？

　　我对自己总是期望过高，这点毫无疑问是父母亲灌输给我的，你尊敬的父亲看重你时，你也必须看重自己。一直到最近，实际情况才达到我的期望。

　　所以，你继续努力和伦敦的其他金融机构面谈，有人给你机会吗？

　　有趣的是，我和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面谈后，在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Singer & Friedlander)找到工作，事实上，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匈牙利人，所以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的命题是对的，我和公司董事出身同一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一点给我机会，那是1953年的事。

　　你觉得你是犹太人的事实，在获得聘用上有关系吗？

　　可能有关系，但是，主要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无论是我在别的地方被人拒绝或不被考虑，还是被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聘用，都是如此。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变成储备人员，而且有了一份薪水，记得是周薪7英镑。

　　比你当业务代表时多还是少？

　　少一点，我奉命做一些很平凡、很单调的事，我做得很差。最糟糕的是我必须用手工登录复式分录账，因为我们没有记录外汇的机器，我必须在一张很大的铝板上放贷方和借方的账目表和一张控制表，一天结束时，贷方和借方应当平衡，在控制表上变成零，但是没有一天结果是正确的，我的上司必须调整这些数字，他对我当然不会喜欢。

　　然后我在套利部门接受一些训练，在交易室工作，交易室在证券交易所隔壁，经纪人四处散坐，等待订单，我的上司随时都和约翰内斯堡、布鲁塞尔、巴黎和纽约谈话，他主要是交易黄金股。我在这里也没有绽放光芒，他是很谨慎、精确的人，那不是我的长处，所以他把我送回总公司。

　　接着有一次我到巴黎度周末，和家兄见面，却被大雾困住，直到星期二才能回去。星期二我一进办公室，大家看到我的表情，好像我完全不存在一样，过了一会儿，聘用我的总经理叫我进去，他问我说：“你星期一为什么没来？”我借这个机会，问他我在公司的前途如何，他告诉我说，关于我的表现，他收到的报告不是那么令人激赏，如果我设法带一些业务进来，我就前途无量，但是如果我期待他们替我找到一个重点业务，那么我会永远等待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给我什么特殊的工作，他们不在乎我留下来，因为我花不了他们多少钱，我在我做过的部门里都是可有可无的人。

　　他们希望你带进什么业务？

　　任何顾客或交易，或是能够赚钱的任何东西。我问，如果我另谋高就他会不会介意，他告诉我，如果我离开他会祝福我。谈话结束出来后，我和一位叫罗伯特•梅尔(Robert Mayer)的储备人员共进午餐，他是纽约来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小经纪公司。我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正好他父亲在纽约找人，他本来要向他父亲提我，但是因为觉得我是储备人员，他从公司把我挖走并不妥当，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纽约。那就是我来华尔街工作的由来，整个过程花了一些时间。

　　你是何时抵达纽约的？

　　1956年9月，那是另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我申请签证时，主管部门拒绝我，他们说我太年轻，才26岁，不可能成为专家，不能提供本地人才无法提供又迫切需要的服务。梅尔的父亲老梅尔随后请《黑市年鉴》(Black Market Yearbook)的作者法兰兹•皮克(Franz Pick)写了一张资格推荐函说，套利交易员一定得年轻，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去世了。我因此得到签证，但是我从来没有忘掉他的推荐辞，于是尽我所能迅速地脱离套利交易业务.我到达纽约后，开始在国际套利部门交易，也就是在某个国家购买证券，然后在另一国家出售。

　　你交易的是什么股票？

　　当时主要是石油股，苏伊士运河危机消退后，这种业务走下坡，于是我开发出一种新形式的套利。我把这种新形式叫做内部套利，有些新证券发行时，会把不能立刻分割的普通股、认股权证和债券合并发行，我发展出一种方法，在这种证券可以正式分割前，就能够个别的交易，结果变成一项很好的业务，我们在这种特殊的利基上赚了相当多的钱。

　　所以你几乎是从事业一开始就是国际投资者，对吗？

　　我是交易员，两者之间大有差别，我绝对不是投资者，我迅速地买进、卖出，除了在很严格的限制下，我不得保有部位（Position）。接着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形成，欧洲股票热潮开始出现，共同体后来变成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美国银行和投资机构认为，他们站在欧洲合众国创始时期的有利地位上，他们对欧洲证券有惊人的兴趣。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Co.)来找我，我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也担任交易员，后来我也成为对机构销售的业务代表。当时有关欧洲公司的资讯极为原始，我写出的研究报告，如果你今天拿来看，一定会很伤心，因为这些报告实在是太业余了。

　　报告很肤浅吗？

　　不，不肤浅，却是推测之辞。当时资讯很不容易得到，因此许多结论都必须从有限的资料导引出来，我变成欧洲投资热潮中的领袖，成为瞎子王国中的独眼国王。德瑞福斯基金(Dreyfus Fund)和摩根银行(J.P.Morgan)之流的机构，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资讯，他们投资了很大一笔的金钱，我是其中的主要角色，这是我事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

　　那是哪一年？

　　1959年到1961年。我是第一个研究德国银行的人，指出他们的股票组合价值远比他们的资本总额大得多。接着我把兴趣转向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lnsurance)。然后我写了一本真凭实据、有关德国保险业的书，我指出一家保险公司集团，就是AM集团，集团成员彼此都交叉持股，我把这些交叉持股加总在一起指出：如果把交叉持股的价值算进去，你可以用远比实际价值低很多的低价购买其中一些股票。

　　当时美国没有人做这种工作吗？

　　对，这是创始的工作。就在圣诞节前，我去找摩根银行，拿这五十家关联公司的图表给他们看，把我的结论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在圣诞假期里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们给我一个买单，要我在完成报告之前立刻开始买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股票在我的推荐下价格会涨两三倍。那是欧洲股票热潮的顶峰，也是我做外国证券分析师生涯的顶峰。不久之后出现利益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肯尼迪总统对外国投资课征15%的附加税以保护国际收支，我的事业一夜之间遭到摧毁，随后我离开沃特海姆公司。

　　对你来说那件事特别难以承受吗？

　　有很多事情都令我相当痛苦，利益平衡税对我个人形成很大打击。因为在这种税推出前，我在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上有大笔交易，这家公司准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我在东京购买他们的股票，然后针对若干投资机构，以仅在发行时有效(if and when issued)的基础上，出售这家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这种交易有非常高的利润率，因为当中有风险因素存在，潜在的危险是美国存托凭证只是准备发行，有可能不发行。利益平衡税实施后，潜在危险变得很明确，在几天内，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的交易变得岌岌可危，这种交易先前经过负责的合伙人批准，但是当其他合伙人质疑他时，他否认准许我进行这种交易，所以我成为必须负责的代罪羔羊。

　　这些证券是记在公司的账户上吗？

　　对。我们以仅在发行时有效的基础，出售这些美国存托凭证。如果美国存托凭证没有发行，公司账户就会留下这家公司普通股的持股，我们必须把这些股票在东京卖出，承担重大亏损。几天之后，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发行了美国存托凭证，利润实现了，我和公司其他合伙人谈论，跟他们解释事实，但是我觉得怀疑的气氛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如果我说的是事实，就表示我的合伙人说谎，只要我继续留在公司里，这件事就会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所以我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开始找另一个工作。我离开时，这位负责的合伙人说，只要我不说他的任何坏话，他以后永远不会说我的坏话，于是我进了安贺暨布莱公司(Arnhold & S.Bleichroeder)。

　　你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他们早先曾说随时欢迎我去，我接受了。他们找人已经找了一阵子，但是我接受工作时，其实已经没事可做，因为欧洲证券业务已经被利益平衡税摧毁。可是在把美国投资机构的持股卖回欧洲方面，仍然可以做一些利润非常高的交易。在这方面，又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轶事，我最初发现安联保险公司，并且推出有关保险业的报告时，安联保险公司的经营层写了一封信告诉德瑞福斯公司，说他们买安联集团的股票犯了错误；该公司说，我的分析不正确，误导了大家，他们的股票已经高估。德瑞福斯公司不理这封信，继续买进，结果股票涨了两三倍。利益平衡税实施后，德瑞福斯公司想要退出，摩根银行也想退出，我直接去找安联保险公司，他们兜售这些股票。这时他们又写了一封信，向德瑞福斯公司解释说，卖这些股票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公司会有很高的盈余，会提高股利，并且要做一些其他利多的事情。不过，这时的股价远比他们说股价高估时高多了，最后他们把这些股票纳进控制股权的联合机构里。

　　然后你做了什么？

　　业务越来越稀少，我退回哲学领域里，从1963到1966年，我花时间设法改写我的哲学论文。

　　你真的放弃了工作？

　　没有，我继续受雇，但是我的心放在哲学上，不是事业。

　　你分心走入哲学之路的结果如何？

　　我以前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叫做《良知的负担》，在1961年到1962年完成，由沃特海姆公司的内刊部门发行，那就是我在这段期间想改写的东西，却没有多少进展。有一天，我重读前一天写好的东西，竟然看不懂，那时我才觉悟到自己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决定重新回到商场。

在这本哲学著作上，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成就？你有特别的目标吗？

　　我认为自己有一些重大的哲学新构想，想发表出来。如今我了解，我主要还是在重述波普的理念，但是我仍未放弃幻想，认为自己有一些重要而创新的东西要说。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在参与者的看法、期望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总是有差距，有时候差距很小可以不理会，但是有时候差距太大，甚至变成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历史就是由参与者的错误、偏见和误解造成的。

　　我们以后再谈这一点，现在我对你何时及如何重回商业界很好奇。

　　那是1966年的事，因为我对美国证券了解不多，想找个方法自我教育。我用公司的资金设立一个十万美元的模型账户，并且把这些钱分成十六份，然后用其中的一份或两份投资在我认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任何股票上。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解释我买每一种股票的原因，并且用月报继续追踪，检讨这个投资组合，讨论其中的发展，我也提供一个每月绩效记录表。我用这个模型账户作为销售工具，开发投资机构的业务。这个模式很成功，它让我重新接触投资圈。在哲学写作的那几年里，我一直生活在真空中，现在我可以用潜在的投资者测试自己的投资理念。如果我得到的回应良好，那么我就明白我的构想很好；如果得到负面的回应，我就必须认真地质问自己是不是走在正道上？结果，我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反馈。

　　这似乎不像是你的风格，你通常不会让别人来决定你的构想是好是坏。

　　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测试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家公司叫做美国封盖公司(American Seal Cap)，我去拜访管理层时，他们告诉我一个很动听的故事，我深信不疑。后来，我的潜在顾客之一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故事很动人，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因经常说谎而恶名昭彰。这个资讯对我非常有用，也显示出这种反馈多么有价值。

　　我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在卡车货运业上。我把模型账户十六个单位中的四个单位投资在货运股上，成果非常好，使模型账户获得相当好的绩效。接着我根据这个投资模型组合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投资基金，叫做第一雄鹰基金(First Eagle Fund)。隔年，也就是1966年，我们筹组另一个小规模的基金，资本额为400万美元，叫做双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这是一个避险基金，可以卖空，可以作多，也容许使用融资。后来，随着这两个基金开始成长，出现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我们一方面对顾客推荐股票，另一方面又替自己的账户购买这些股票。虽然我们把所有的购股行为透明化，但是情形仍然变得无法承受，在卖出股票时尤其如此。最后，我放弃这个模型投资组合，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并在1973年创设我自己的避险基金。

　　这个基金后来改名为量子基金吗？

　　对，但是当时叫做索罗斯基金(Soros Fund)。

　　你是如何设立这个基金的？

　　双鹰基金的股东可以决定是跟我，还是要继续留在安贺暨布莱公司，我们的分手很友善，一直到今天，安贺暨布莱公司还是我的交割经纪商和主要保管商。

　量子基金创立时资本额多少？

　　它的前身是双鹰基金，1966年创立时，资本额为400万美元，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资本额约1200万美元。

　　这1200万美元当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的钱？

　　当时很少，管理团队可以获得利润的20%，我有一位资金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我们持续把应得的利润投资在基金里，并且像所有其他的股东一样，获得同样的投资报酬率，加上我们每年得到利润的20%，因此长期下来，我们在基金里的持股持续提高。

　　罗杰斯现在以《投资骑士》(Invetment Biker)闻名，也是CNBC的分析师，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

　　他原来在华尔街一家小公司当分析师，然后来安贺暨布莱公司，和我在一起，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合力奋斗。罗杰斯是杰出的分析师，而且特别勤劳，一个人做六个人的工作，同时他了解并且赞同我的理念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我们协商的情形非常良好。我们的合伙关系成就斐然，我们不断地成长，但也因而产生一些问题，因为罗杰斯不希望再增加员工，他喜爱我们的合伙关系，不希望外人加入。我对他施压，要求扩大管理团队，以便配合我们日渐扩大的规模，罗杰斯抗拒这种做法，但我们还是聘请了一些储备人员，由罗杰斯从头开始训练，因为我们当时的理念是不要与华尔街发生任何关系，我们认为任何人有了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后，就遭到蹂躏，再也无法补救了。

　　你们认为华尔街有什么地方错得这么离谱？

　　我们的出发点都假设市场经常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和罗杰斯最大的差别，是他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错误的。我却认为我们也可能错误。我们把华尔街的看法视为凡俗之见，因为我们不但希望与众不同，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与众不同，带着凡俗之见加入的人，一定不能配合我们的操作。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没有那么固执，我愿意从华尔街聘请一些人，但是因为他的观念如此，他又做所有的工作，我只好屈从他的意见。

　　如果他做所有的工作，你做什么？

　　我做所有的决定。

　　他只分析吗？不负责决策吗？

　　他从来没有负责过决策，也不容许他负责决策。

　　为什么？他不善于做决定吗？

　　对。他精通分析，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分工。

　　所以他会提构想给你，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做？”

　　有时候如此，也有的时候，我想出一些构想，他去做研究。我也做一些研究，在我们进入新的领域或出了问题时，尤其如此。一般说来，我们遵循先投资、再研究的原则，我负责投资，他负责研究。

　　是否有的时候你做了投资，他去做研究后，发现构想有错误，但是你仍然继续持有那种股票？

　　事实上，这种情形是非常好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其中的缺陷，我们知道在哪里找问题、什么时候该退出。我们走在游戏的前端，很安心地抱紧这种股票，我们总是在寻找缺陷，偶尔我们会知道构想完全错误，然后我们就会尽快地退出。

　　但是我记得我曾经介入你当时有兴趣的一些股票，你会打电话给我，像分析师一样和我谈话，所以你自己也做一些分析工作吧？

　　哦，当然如此，那时我相当努力工作，而且成为某些产业的专家。通常我必须做速成的专家，因为如果我有了新的构想，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去熟悉一个新的产业，但是我记得有好多情形我研究得相当深入。

　　我想到了那是一家石油服务公司。

　　那是汤姆布朗公司(Tom Brown)，石油服务业其实是罗杰斯的构想，我们作多赚到很多钱，然后做空亏了很多钱。一个人挖到石油的时候，如果他宣扬油井的好处，你很难跟他对抗，他夸称要把他的油井命名为“索罗斯一号”、“索罗斯二号”等等，以便纪念我们所持有的大量空头部位，他很有幽默感，但是我们不觉得有趣。

　　请举一些例子，说明当时你分析的其他类股。

　　有一家是抵押保证保险公司(Mortgage Guaranty lnsurance Company)，我们根据它名字的缩写，称之为神奇公司(MAGIC)。加州住宅市场崩溃时，市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破产，但是它经受了考验，我们也赚了一大笔财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一个规则，规定企业成功熬过艰苦的考验时，应该拥有他们的股票，但是在考验期间应该避开这些股票。其实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接着是不动产投资信托业(Real Estate lnvest Trust Indus try)类股，这个行业是我让他们出名的，我们抓对进出的时机。我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描述这是开始时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的程序，结局会很凄惨，大多数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会倒闭，但是，结局至少要三年以后才出现，因此现在应该购买这些股票。我们在作多方面表现良好，早在这些股票到达天价前就卖光了。好几年之后，这?股票开始下跌，我觉得当时放空已经太晚了，但重新看自己以前的报告，报告里预测这些公司最后会倒闭，于是我才明白做空永远不会太晚。这次是我放空获利超过100%的唯一一次，因为在股价下跌时，我不断地在空头部位加码，大约投资了100万美元，对我当时的避险基金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一笔钱。

　　罗杰斯提出过什么杰出的构想？

　　他最重要的构想应该是国防工业类股，当时国防工业完全被人忽略，从上次国防工业景气结束后，只残存了一二位分析师继续研究这个行业，罗杰斯发现E系统和桑德斯公司(Sanders Associates)之类的股票。

　　这个时期你有特别值得骄傲的研究计划吗？

　　我在1978~1979年抓准科技股，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罗杰斯先有这个构想，认为世界会从类比式转变成数位式，他希望抛空类比式产品的公司，但我对作多比较有兴趣。这时候科技股备受冷落，分配式资料处理的业务成长像野火一样蔓延，但是股票的本益比却很低，因为市场成长太快了，现有的供应厂商无法维持市场占有率，投资者担心业界巨人会介入市场，把这些新兴公司彻底击败。因为有这种恐惧存在，这些新兴公司不能从外界筹集任何资本，只好依靠内部产生的现金，供成长之用。他们不能满足需求，当时的大电脑公司确实有机会打进市场，用自己的资金成长，这是最糟糕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投资人的心理反转时，就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获利机会。

　　罗杰斯和我到蒙特瑞(Monterey)参加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AEA)的年会，整个星期，我们每天和8~10家公司的管理层见面。我们探索这个完全不同的科技天地，选择五个最有成长希望的领域，每个领域挑选一支以上的股票。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最美好的时刻，随后的一两年，我们享受这份努力的成果，基金的表现比以前更好，但是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无法忍受，随着基金迅速成长，管理团队却没有成长。

　但是那时你已经聘请了一些人。

　　对，我们引进一些非常有天分的人，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验很有限。当他们开始学习，开始和吉姆讨论事情，吉姆不能忍受来自底下的批评，他非常尊重我的批评，对于我的批评从来没有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的徒弟批评他或与他意见不同，所以在这些人真正开始发挥生产力时，他会离奇地把他们摧毁，这样造成了很不愉快的气氛，也使我们丧失这些刚刚能够独立作业的人才。因此我们公司就出现真空。我们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做所有的工作；我们成功了，却遭遇工作和责任不断增加的惩罚，终于演变到我们的合伙关系破裂的地步。

　　你刚才说给我听的事情，你亲自向罗杰斯解释过吗？

　　有，我想是我们在蒙特瑞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三阶段的策略。第一阶段是我们合力设法组成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做法不成功，第二阶段就是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团队；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第三阶段是组成一个没有我的团队，实际情形就像这样。为了预作准备，我把公司的名字从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我说这样是为了预祝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成长，我对量子机能的不确定原则当然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要把我的名字拿掉。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1978年开始第一阶段的策略，在1980年初承认第一阶段的策略无效，我们就散伙了。但是基金在整个1980年到1981年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我完全独立管理这个基金，只有非常少的员工，压力变得无法忍受，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形导致了1981年的危机，那年9月，我从积极管理基金方面退出，把基金的资本交给其他经理人经管，这是第三阶段。

　　请说明一下1981年的危机。

　　危机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我说出三阶段策略时。当时我极为成功，却极力否认自己的成就，我累得像狗一样，觉得如果自己放弃戒心，我的成就会受到威胁。那我有什么报酬呢？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依靠痛苦作为决策工具。基金规模达到1亿美元了，我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2500万美元上下，我却接近崩溃边缘。这样毫无意义，我决定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方法是接受自己确实很成功的事实，即使这样表示我此后不再成功，也要这样做，因为我的成就是靠自我否认、自我批评、自我折磨的态度得来的。或许我会把生金蛋的鹅杀掉，但是如果继续生金蛋，而我的生活却愈来愈痛苦，这又有什么意义？我必须开始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否则我所有的努力将毫无意义。

　　在你的定义里，成功和你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吗？

　　和我的工作有关，和我的生活方式无关。一般说来，成功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享受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任何奢侈的兴趣，和我的财力比较，我的生活一向简朴得多，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愿意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戒心的程度。

　　那么你说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我改变态度，接受自己很成功的事实，放弃自己的戒心，完全承认其中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相当狂乱的时期，我不但与罗杰斯分手，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你的婚姻为什么破裂？

　　这是我心理混乱经历的一部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很能容忍我投入事业，但是我态度的改变瓦解了我们的关系，因此带来一个相当狂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和合伙人散伙，和太太分手，独自管理1亿美元的基金。我故意放松到当时为止所遵循的操作限制，结果很好笑，竟然这一段的绩效好到令人吃惊。在随后的两年，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使基金扩增一倍，基金规模从1亿美元跳到将近4亿美元。

　　你说你放松限制是什么意思？

　　情况显示我一直过度自我批评、过度自制。我一直坚持要对每一种状况深入了解后，才做一笔投资，又经常太早卖出这笔投资，因为我认为它不像应有的情形那么健全。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总是有很丰富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会奋力地挤入投资组合里，排除掉很多既有的投资。

　　时机太早是吗？

　　的确太早，我的管理风格太严谨，太束手束脚，因此我改用放任的态度，不再坚持对每一种状况了解得那么多。

　　比较凭直觉是吗？

　　真正的意义是我不再做这么多基本工作，我让自己拥有的丰富资讯慢慢地消耗。进入这段狂乱的时期时，我拥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几乎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机会。我记得曾经惊异地看着自己，对于自己反应速度之快、对于自己可以掌握的丰富资讯以及自己可以应用的推断深感讶异，我主导每一个状况，能够推断出别人看不出来的关系；但是我也觉得我正在消耗自己的资产，我这部机器正在瓦解。基金从1亿美元成长到4亿美元，我觉得我慢慢地失去控制，我比较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我会进入什么样的状况，我明白我不可能长此以往，因为要支撑4亿美元的基金所需的构想，远比在这个狂乱时期开始时多得多，压力确实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我放松多了，却不是不负责任，即使我远不如以前那么谨慎的行动，我仍然觉得职责在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变成一种内部冲突，使我觉得基金像是一种生物、一种寄生虫，正在吸噬我的鲜血，消耗我的精力。我自问谁比较重要，基金还是我？基金是我成功的工具，或者我成了基金的奴隶？这种情形促使我实施第三阶段的策略性计划，这个计划我在1978年时就说给罗杰斯听过，我想从火线上退下来。

　　那时你设法让基金进入新阶段，却遭遇一些困难，对吗？

　　我想找人分担管理基金的责任却找不到，于是我开始找可以把全部责任授权下去的人，这样形成不幸的结果，就是把我内心的混乱公之于世，我和越多人谈，越多人知道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心理状态就变得越糟糕。

　　我陷入某种危机的流言传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在找人管理基金时并没有停止基金的操作；其实我应该冻结基金，然后改组管理阶层，但是我却在约谈别人的同时继续做投资决策。

　　这一切的混乱对基金有什么影响？

　　造成基金创立以来第一次亏损，我把自己的问题通知股东，给他们退出基金的选择权利。1981年9月，基金净值下降约26%时，我们遭到相当大笔的赎回，基金规模从4亿美元降成2亿，这是我和基金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基金输了，因为那一年的净值下降22%；我赢了，因为我恢复了主导权。

　　怎么说呢？你如何界定恢复主导权的定义？

　　我拒绝再做我事业的奴隶，我确定我是主人，而不是奴隶，这点在很多方面是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是成功者的事实，我克服了如果承认自己成功噩运可能来临的恐惧。

　那是一种罪恶吗？你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成功就会丧失吗？

　　不，更严重。我认为这种恐惧很有道理，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需要纪律，我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我在问题失控前警告我，如果我放松那种纪律，我一定会理所当然的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我专长的例行事务上。我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这样可能侵蚀我的戒心，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困难。到这种地步，你就已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你害怕自满自适？

　　对，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格历经重大的变化。在我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我熬过这段期间，我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其实这件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而且我一周只去看一两次而已，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程序，我透露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出来后，我就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就可以抛弃偏见。

　　过去我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结石给我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保留这颗结石。几天之后，我看一看结石，它已经变成灰，因为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末。我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公开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大致说来，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人生变得比较积极，对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共同生活，我敢说我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话。

　　基金的情形如何？

　　到1981年9月，我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我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交给其他的经理人，我变成监督，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1982~1984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包出去的管理方法不很成功吗？

　　我任用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继续替我管理资金；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我也聘请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人吉姆•马魁斯(Jim Marquez)，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我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所以决定重作冯妇，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就离开了。

　　1984年，你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包给其他基金经理人，自己重新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好手，对吗？

　　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管理团队，我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那时你开始你的即时实验(real?time experiment)，请解释一下这件事。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我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我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我所说的即时实验。我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我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我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像炼金术，因为我预期我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我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我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我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成长的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我的理论，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我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1985年，我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版，定价：24.80元)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15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我们来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开会，认定80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1987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的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1987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1987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1987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难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1988年9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1987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成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份，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你什么时候转成这种新角色？

　　1989年夏末，当时东欧的革命加速进行，我前面说过，我不能再每天继续管理基金，就决策而言，我不能够随时在场。结果这样做变成非常美妙的行动，我们连续三年有极为优异的绩效，在这个基金的历史上，这是另一段繁荣时期。

　　这三年是1991、1992和1993年吗？

　　是的。

　　但是1994年的成绩并没有这么好。

　　1994年是基金成立以来第二差的一年，但是我们仍然设法赚到一些利润，经过连续三年的优异成效后，这样也不差了。在一个重大波动结束后，把一部分的成果还回去是很正常的，这次也是这样。但是与1982~1987两年的情形相比，这次吐回去的幅度小多了。1995年显然比1994年更困难，我们一开始就出现将近10%的亏损，但是我相信最后我们会领先群雄，我们的团队领导十分优秀，又拥有基金成立以来最有深度的管理者，绝对没有一个基金可以像我们的基金一样，缔造这种成果，而没有高潮和低潮。

　　我听了量子基金的故事后，觉得对外人而言，看似一连串毫不中断的成功故事，实际是一系列的高低潮。你的纪录惊人，在二十六年里，替股东缔造将近35%的年平均投资报酬率——这还是扣除了管理团队分得的利润后的成绩。1969年投资1000美元，如果红利可以再投资的话，现在应该成长到大约215万美元。但是，仔细一看，我可以发现好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十年里，你和罗杰斯共同奋斗；接着是1979~1981年的盛衰期；然后是一段短暂的中断期，你把基金分成很多份，发包给其他经理人；接下来是即时实验期；随后是1987年大崩盘的另一个盛衰期；接着是朱肯米勒负责控管的时期。

　　你说得完全正确。

　　基金的规模有没有成为问题呢？

　　有，这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就我们的环境来说，我们的规模太大了。我在1989年看出这个问题，决定开始把利润分给股东，我们也开始多元化，建立一个新兴市场基金，我们踏入不动产行业，也踏入工业投资。

　　那样是不是非常危险呢？看看施乐这类极为优异的成长公司，看他们多元化之后，发生了什么结果？

　　我承认其中有危险，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可以协助我们集中心智。如果我们不尝试调整做法，配合我们日增的规模，危险会更大。

　　你已经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密切地注意你，这样会妨碍到你的行动自由吗？

　　会，的确会，有关我们的活动出现极多的流言飞语，经常掩盖了我们的实际作为。我们的名声也带来一些好处，特别是在谈有关工业投资的事情时，但是，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吸引优秀的管理团队。我们还不准备寿终正寝，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够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不可能再重复第一个25年的优异成绩，假如能这样，最后岂不是会拥有全世界的股票？我们也不能够再继续成长，变得更大。未来25年里，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过去25年的一半成绩，我就很满意了。

　　近来华尔街流传一个故事，说在美国总统雕像山（Mount Ruthmore)的对面，另有一座山是献给世界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的，山的表面已经刻了两座雕像，就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和你的雕像。

　　你再也找不到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了。

　　你认为你应当被视为世界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吗？

　　问得好，事实上我必须承认我算得上；但是，我能保持这种地位多久，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你在投资管理上，没有过去那么活跃了，对吗？

　　这就是我有机会保持地位的原因。

　　量子基金(Quantum Fund)是开天辟地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实体，要是股利能够再投资的话，在1969年投资1000美元，今天的价值会远超过200万美元，量子基金为什么这么杰出？除了你的投资技巧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吗？基金的结构有什么特殊之处，才使它这么成功？

　　有，量子基金的结构相当罕见，因为我们利用融资，安排量子基金利用比较大的趋势——我们把这一点叫做“宏观投资”，然后在这些比较大的趋势里，我们也挑选股票和类股，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操作。我认为，如果你把一般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最容易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投资组合比较像建筑物，有结构，有融资，我们用我们的股本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说清楚，这样说吧，我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我们付5%的现金，另外5%的资金用借的；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我们用1000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五万美元的长期债券；我们也放空股票或债券，我们借来自己并不拥有的证券卖出，希望后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回来；我们也操作外汇或指数期货的部位(Position)——多空都有；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个下跌日——就足以告诉我们这个基金的状况。

　　因此你的基金和一般的投资组合有多重差异：第一，你利用融资，第二是你投资很多不同的资产类别，你投资在外汇和其他金融资产上；第三，你在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别上多空都做，这样说对吗？

　　对。

　　你认为你的各种投资，让你的投资组合具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足以反映你所谓的“宏观”看法吗？

　　对。

　　衍生性金融商品也担任一部分角色，对吗？

　　比大家想象的少，我们的确应用指数期货，有时候是为了避险，有时候是为了在多方或空方得到市场部位，我们不常用选择权，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让选择权和我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搭配。你购买选择权时，是支付高额的溢价给供融资的专家，但我们可以用证券质押创造成本比较低廉的融资。我们承认实际承接股票，并且用股票质押借钱，比买选择权的风险高，但是，我们在处理实际的部位时，比处理选择权更能和我们的风险配合。你卖出选择权时，是因为承担风险而得到报酬，这样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业务，但是和融资性投资组合的潜在风险不能搭配，因此我们很少买卖选择权，选择权根本不符合我们的三度空间结构——倒有点像突出窗户的棍棒，有让建筑物摇晃的危险，这就是我们相当少用选择权的原因。

　　你目前承担的风险比基金规模小的时候高吗？

　　不，我要说我们现在承担的风险小多了，早年我们是尽其所能的融资。

　　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就1亿美元而言，你平均借多少钱？

　　这个数字没有意义，因为投资国库券1亿美元，风险因素和投资三十年期债券大不相同。我们设法把事情简化，我们没有真正或科学的方法衡量风险，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人有精密的风险计算方法，我们是业余人士，我们活在石器时代，我们故意这样做。

　　过去二十年，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方法已有长足的进步，你为什么不用这些科学的计量统计方法呢？

　　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是以效率市场理论为基础，这个理论和我的不完全理解及反射理论冲突，我认为这些方法99%的时候有效，1%的时候会失败，我比较关心那1%。我发现有若干系统风险，不能简化在这些通常假定市场持续运作的假设里面，我对不持续特别有兴趣，而且我发现这些衡量方法对我毫无用处。

　　但是我们的确会设法简化，而不是使事情复杂化。例如，我们处理利率部位的多寡时，把一切简化为等于三十年期债券，因此我们甚至把国库券视同三十年债券。而且我们愿意根据三个主轴把资本投资下去：我们有股票部位，有利率部位，还有外汇部位。我们的部位沿着每个主轴的±100%之间变动，但是，其中一部分风险会彼此加强，因此，我们很不愿意在任何一个主轴上，拿100%的资本去冒险。

　　偶尔，我们?有第四个主轴，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承接商品部位。最近我们增加了第五个层面，我设立一个新基金，叫做“量子工业股权基金”，从事工业投资，实际上握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这个基金保留20%资产，从事和量子基金一样的总体投资。实际上，这20%足以为涵盖整个基金的宏观结构提供质押或购买力，其余就保留来做工业投资；然后，基金未应用的部分，也就是说保留做工业投资、但并未实际支用的钱，就暂时投资在量子集团的股票上。这是一个新观念，或许能够使资金的运用比量子基金本身更有效率。

　　显然融资对你的成功极为重要，如果你没有利用融资，那1亿美元会成长到多少？换句话说，这么多年来，量子基金的利润有多少是靠融资赚来的？

　　这是我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量子基金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很多部位是因为我们利用融资才有意义，如果不能利用融资，我们就不能做那些特定的投资，融资使我们得到的弹性，远比我们操作二度空间投资组合大多了，债券基金经理人如果预期利率会上升，可以把投资组合的到期日最多延长到十五年，他们认为利率会降低时，可以把平均到期日缩到很短。我们运作的自由度大多了，我们看空时，可以放空，看好时，可以作多，我们不必买到期日很长的东西，我们可以买到期日很短的东西，但是应用大量的融资。

　　这样比较有效吗？

　　可能比较有效，我可以给你一个最近的例子，1995年开年时，如果你像我们一样，看好利率不会再上升，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可能不再收缩银根，你在到期日短的东西上可以赚很多钱，在到期日久的东西上赚的钱很少，因为短期的东西比长期的东西表现好多了。

　　因为收益曲线改变了吗？

　　对，我们有时候从事所谓的“收益曲线交易”，也就是说，把到期日长相到期日短的东西彼此搭配，很多想控制风险的专家都这样做，但是，我们并不做太多收益曲线交易，因为我们通常对利率采取大方向的看法，在债券市场的哪一个端点操作，只是额外求其完美的问题，相形之下，很多专家不做别的事，只搭配不同的到期日进行交易。

　　有很多研究分析投资经理人的成功之道，认定资产配置至少决定投资组合绩效的80%，选股和其他因素大约只占20%，你对资产配置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认为你的话可能很正确，因为我们把大部分资金投在“宏观”投资里，宏观投资等于是三度空间的资产配置，这样做比较有效率，因为在二度空间的投资组合里，你只能在任何特定的投资观念中，投下一部分的股本，而我们配置在宏观投资观念上的资金，有时候可以超过我们资产的100%。

　　量子基金还有什么与众不同、有助于它成功的其他特点？

　　呃，和其他基金经理人相比，我们和我们的投资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谅解，我们是一种绩效基金，也就是说，我们的报酬主要是得自操作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根据我们管理的资金金额而定。大多数基金经理人的目标，是尽可能吸引最多的资金，好好管理，以便投资人不致失望、离开。换句话说，他们尽量设法扩大基金的规模，因为他们的报酬是根据他们管理的资金总额而定。我们则设法尽量扩大量子基金的利润，因为我们可以从利润中分得一定的百分比。此外，量子基金的利润是依绝对值计算，而不是根据什么指数计算。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差异，我们个人有钱放在这个基金里，我是量子基金的大股东，因为我们把赚来的绩效奖金投资在基金里，基金存在越久、表现越成功，经理人拥有的股份比率越高。这表示我们和基金荣辱与共，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相同，因此我们和投资人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谅解，亦即我们开车，他们是车上的乘客，我们的目的地相同，这个不成文约定的性质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信托责任；当然，我们也善尽我们的信托责任。

　　是什么特质使量子基金和其他基金不同？现在有很多基金模仿你们，但你们仍然是先驱。

　　没有一个基金和我们一模一样。现在有一大群基金叫做避险基金(Hedge Fund)，但是，“避险基金”这个名词其实涵盖范围很广的操作，我认为把所有的避险基金一视同仁是错误的。首先，有很多避险基金不运用宏观投资技巧，或是应用的方式和我们不同，而且有很多避险基金只应用宏观投资工具，并不投资特定股票。我们用三度空间的方法，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决定，我们有宏观决定，这是我们基金所采取的立场，在这种宏观立场里，还有关于股票买卖和应用哪一种工具的决定。整体而言，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宏观工具执行一个宏观决定，我们就那样做，比较不愿意利用更多的特定投资工具。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股票基金看好债券，这个基金可能买进公用事业股票。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可能购买公用事业股票，但是只有在对某些特定公用事业股特别有兴趣时，我们才会这样做，否则，我们会购买债券，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取得比较直接的债券部位。

　　你提到有一大群宏观避险基金，量子基金有什么与其他宏观基金不同的特质？

　　这就是比较个人化的特质，是特定态度和风格发挥作用的部分了。

　　你如何描述你投资风格的特点？

　　我的特点就是没有特别的投资风格，说得正确一点，就是我设法改变我的风格去配合各种状况。回顾量子基金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基金改变过很多次特性：在头十年里，量子基金几乎从来没有应用过宏观投资工具；然后，宏观投资变成主流；但是，近来我们开始在工业资产上投资。我愿意用下面这个说法来说明：我不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操作，我寻找游戏规则里的变化。

　　你说过，直觉在你的投资成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就来谈谈直觉。你说你拿直觉当做一种投资工具，这是什么意思？

　　我根据假设运作，我把预期的系列事件形成一个命题，再拿我的命题和实际事件过程比较，这样可以让我得到一个标准，据以评估我的假设。

　　这样做涉及若干直觉因素，但是，我不能确定直觉的角色是否有这么重要，因为我也有一个理论架构，我寻找不均衡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发出促使我行动的信号，所以我其实是合并运用理论和本能做决定，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叫做直觉。

　　一般说来，大家认为投资经理人同时拥有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如果你把所有的技巧分成这两类，你在哪一类上面特别强：想象力还是分析能力？

　　我认为我的分析能力相当不足，但是，我的确拥有很强的批判能力。我不是专业证券分析师，我宁可把自己叫做没有安全感的分析师。

　　这倒是令人好奇的说法，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承认自己可能犯错，这点使我觉得不安全，我的戒心使我保持警觉，总是准备改正我的错误。我在两个层面上这样做：在抽象的层面上，我把相信自己难免犯错的信念化成一种复杂哲学的基石；在个人的层面上，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我挑自己、也挑别人的毛病，但是因为这么挑剔，我也很有原谅的能力，如果我不能原谅自己，就不能承认我的错误，对别人来说，犯错是耻辱的来源，对我来说，承认我的错误是骄傲的来源。一旦我们知道不完全理解是人之常情，犯错就没什么好羞耻的，只有知错不改才是耻辱。

　　你谈过自己，说你察觉错误比别人快，在投资方面，这好像是必要的特质，你凭什么知道自己是否错了？

　　前面说过，我根据投资假设操作，我注意事件的实际过程是否符合我的期望，如果不符合，我就了解我错了。

　　但是，有时候事情会有短期的脱序，然后又回到正轨，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种情形？这种地方就需要天分了。

　　我的期望和事件的实际过程有歧异时，不表示我会抛售股票，我会重新检查命题，设法确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可能调整我的命题，或者我可能发现有某种外在影响介入整个大势；实际上，最后我可能增加我的部位，而不是抛售它。但是，我绝对不会闻风不动，不会忽略歧异，我会开始批判性的检查，一般说来，我在改变命题、适应情势的变化方面，会保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但是，我不完全排除这种事。

　　你谈过“逆势而行之乐”，你寻找什么样的迹象以决定什么时候该违反趋势？

　　因为我这么有批判性，别人经常认为我是反市场派，但是，我对于逆势而行非常谨慎，我可能惨遭趋势蹂躏。根据我的趋势理论，趋势最初会自我强化、最后会自我毁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趋势是你的朋友，只有在趋势变化的转折点时趋势追随者会受到伤害。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趋势追随者，但是，我随时都警觉自己是群众的一分子，一直在注意转折点。

　　凡俗之见认定市场始终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假设市场总是错误的，即使我的假设偶尔出错，我还是用它作为操作的假设。这并不是说大家应该总是逆势而行，正好相反，大部分的时间里，趋势会占优势，只是偶尔会自行修正错误，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大家才应该违反趋势。这种思考方式引导我寻找每一种投资理论的缺陷，我知道缺陷是什么时，我的戒心才会得到满足，这样不会让我抛弃这个命题，反而让我能以更强的信心去运作，因为我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而市场并不知道。我身在波浪之前，我密切注意趋势可能衰竭的迹象；如果我认为趋势走过了头，我可能尝试违反趋势。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如果违反趋势，通常都会遭到惩罚，只有在转折点时才会得到报偿。

　　除了违反趋势之外，你说过你的技巧之一是把自己置身于过程之外，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能够置身事外？

　　我是处在外面，我是个思考型的参与者，思考的意思是把自己放在所思考的事情之外，这样做对我或许比很多人容易，因为我有很抽象的心灵，而且我确实乐于从外面看事情，包括看我自己。

　　你以自制和超然闻名，你认为这是必要的条件吗？

　　说超然是对的，自制就不对。亏钱会让我痛苦，胜利会让我快乐，没有什么东西比否认自己的感觉更具自我毁灭的力量，你了解自己的感觉后，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显露出来，但有时候，尤其是你遭遇庞大的压力时，隐藏感觉的需要可能使压力变得无法忍受。我记得我刚开始做这一行时，有一次我个人的账户事实上赔得干干净净，但是我必须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尽责做事，那种压力令人无法忍受，午餐之后，我几乎没有办法叫自己回办公室去。这就是我鼓励同事共同承担问题的原因，我很愿意支持他们，但是他们必须愿意承认他们有问题。

　　在你目前的运作模式中，无论从内部举才，还是挑选外面的投资经理人，找出人才都很重要，可以谈谈你是如何寻找从事投资行业可能成功的人才，包括可能把资金外包请他们管理的基金经理，以及可能纳为公司员工的人时，你都注意是哪些特质？

　　奇怪得很，最重要的事情是品格，有些人我可以信任，也有一些人我希望他们当我的合伙人，却也有些才气纵横的赚钱高手我不能信任，也绝不希望他们当合伙人。麦克•米尔肯(Michael Milken，注：垃圾债券之王，因为涉嫌违法，被美国证管会起诉)被迫放弃业务时，在垃圾债券业务上出现真空，我面临很大的诱惑，很想进入这个真空地带，因为其中有很多钱可以赚，我约谈了好多位在米尔肯手下做事的人，试图请他们在我们公司之外代为操作资金，或作为我们的合伙人，但是，我发现他们有某种忽视道德的态度，这也是他们这帮人交易方面的特性(和投资银行业明显不同)。他们的确积极进取又聪明能干，很有天分，但是，这种不道德的态度会让金主警觉，而我不想成为这样的放款人，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摩根(J.P.Morgan)的儿子在贷款给一个人之前，会注意这个人的品格，他说品格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不信任一个人，我绝不会借他半毛钱，即使他拿来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担保品，情形也是一样。”

　　噢，我没有他那么纯洁，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是做放款业务。

　　投资显然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来谈谈这种不道德的方式和负责、进取、高度冒险方式的差别。

　　要怎么说呢？冒险很痛苦，不是你自己愿意承担风险，就是你设法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任何从事冒险业务却不能面对后果的人，都不是好手。

　　你认为什么因素有助于成为好的投资人？是智慧吗？在成为好的投资人方面，智慧扮演什么角色？

　　智慧相同的人性格可能不同，有人会走到临界点，但是永远不会越过去；有人走到临界点，而且偶尔会越过界。这是很难确认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替我工作的人越过临界点。

　　你希望大家向临界点走吗？

　　我自己是个偶尔走到临界点的人，但是我有自己累积的所有财富做靠山，我不希望别人拿我的钱走到临界点。我手下曾经有过一位很有天分的外汇交易员，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了很大的外汇风险，那次交易有利润，但是，我立刻切断公司和他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得到警告：如果我们遭到意外的损失打击，我除了自责外，不能责怪任何人。

　　有些人相信，在这个行业里，可能有人太聪明而不能成事，最聪明的人很少成为最成功的投资人。

　　我希望你这样说是错误的。

　　这点让我想到你在以前写的书里提到、刚才又迂回提到的事情，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你以前说过你有一副菩萨心肠，你的确把这种感觉付诸实施，把你获得的成就布施到世界上，这是你成功的原因吗？这是你结合品格、智慧和我们没有谈到的什么东西，也就是你刚才提到和临界观念有关的某种无畏精神，所得到的结果吗？

　　就投资而言，我的确不觉得有什么菩萨心肠，我把我已经赚到的钱布施出去，满足我的救世幻想，我不容许这种幻想在赚钱方面发挥，我设法抑制我的幻想，而且我认为赚钱和菩萨心肠没什么关系。但是，走到临界是另一回事——是为了某个目的才这么做。没有什么事比集中心智更危险，但我的确需要这种和冒险有关的刺激，才能清楚的思考，这是我思考能力的根本，对我而言，冒险是清楚思考的一个根本要素。

　　你是从对这种游戏的热爱——还是从它的危险中——得到兴奋的？

　　我从危险中得到兴奋。危险会刺激我，但是别误解我的话，我不喜欢危险，我喜欢避免危险，这才是使我活力四射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走在这种游戏的潮流之前？

　　就像前面说的，我寻找每一种投资命题的缺陷，找到缺陷时，我就会安心；要是我只能看到好的一面，我就会担心。这里我要再说一次，别误会我的话，我不会因为看不出一个投资命题不好的地方就排斥它，我只是保持警觉。另一方面，我特别注意市场不愿接受的投资命题，这一类的投资命题最强而有力，请记住这句俗话：“市场总在重重忧虑中攀升”。

　　好，批判思考是个重要因素，还有什么你认为重要的东西？

　　投资令人着迷，是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操作方法。你可以称我们为大势投资者(momentum investor)，但是，我公司里也有表现极为优异的价值投资者(value investor)。你觉得价值投资者在我们这里的表现没有这么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话。

　　我和柴德基(P.C.Chatterjee)有过一段很有趣的经验，他是我的投资顾问之一，他的观念是把科技公司看成资产丰富的公司，把顾客视为资产，如果一家公司拥有强大的顾客基础，即使公司的管理层差劲，又缺少产品，也有很大的价值。他觉得只要稍加推动，这些价值就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这是言之成理的观念，例如，他买了一大笔的百令达公司(Paradyne)股票，我和他一起去看这家公司，一了解他们的所有问题，我就很沮丧的走出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拥有他们的股票，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摆脱。但是，几个星期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买下这家公司，价格是我们买进价格的两倍。他看准了拥有厚实顾客基础的公司有价值，观念很正确，但是他寻找公司的方式和我不合。

　　我再说另一个例子好了。市场会有波涛汹涌的时期，使我的投资风格一无是处。我坚持在投资一些部位之前，先形成一种命题。但是，要发现一个可以辨认市场趋势，需要花些时间，有时候，市场在我刚刚设法形成一种理论来证明它的状况时，趋势就逆转了，如果这种情形一再发生，可能有毁灭性的影响。我善于操控浪潮，却不善于驾驭游泳池里的涟漪。80年代初期有一段期间，市场似乎没有浪潮，只有涟漪，我找到商品基金经理人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他拥有一种驾驭涟漪的系统，他精于随机漫步理论，把市场看成赌场，市场中人像赌客一样行动，研究赌客就可以了解市场行为。例如，赌客在星期一和星期五的行为会不相同，早上和下午的行为也不一样，如此不一而足。他根据这个理论交易，经常赚到小笔的钱，我把资金交给他管理，他创造了良好的投资报酬率。但是，他的方法有个缺陷，它只在毫无趋势的市场里有用，要是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趋势、一个大浪，可能完全压倒赌博行为造成的这些小波浪，他可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因为他没有适当的预防机制。我提到他，是因为他的方法和我南辕北辙，有的时候他的方法很适用。关于正确的方法，我已经学到兼容并蓄，我愿意聘请应用不同方法的各种人，先决条件是我能信任他们的品格。

　尼德霍夫后来怎么样？

　　他在市场盘整、毫无方向时，赚了不少钱，随后开始亏钱。可是他有品格和勇气，结束了账户。我们率先退出，很少商品交易者愿意这样做的。

　　他近来表现如何？

　　很好。

　　你还有资金在他那里吗？

　　没有。

　　你和别人面谈时，会注意任何其他的品格吗？

　　我不善于判断品格，我善于判断股票，而且对历史有相当精明的看法，但是，我在判断品格方面相当差劲，所以犯下不少错误。我花了五年时间，经历很多痛苦经验，才发现了适宜的管理团队(management team)，我很高兴终于找到这个团队，但是，我不能说我在挑选管理团队方面，像我实际管理资金一样成功。

　　我认为我善于当资深合伙人或当老板，因为我深深同情基金经理人面临的困难，他们有问题时，我可以给他们很多支持，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在我们公司里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善于选择他们。

　　你的能力中，有多少来自选择市场，而不是来自选择投资类别？

　　看情形而定，有很多时候，我专注于个股，但也有很多时候我选择市场或市场区隔。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不根据特定的规则玩游戏，我寻找游戏规则的变化。

　　如果你寻找游戏规则的变化，在你的生涯当中，一定有一段时间至为重要，如果你持续在庞大的压力下工作，你就辨认不出这段期间。你我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你似乎看得出那些特别的日子。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时，我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交易间工作，我的老板博杰西(Pougatsch)上校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他每天早上一来，就把要用的铅笔削得非常尖。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生意可做，那么铅笔在你离开时，应该保持得跟你进来时一样尖，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忠告。

　　用普通一点的话来说，管理投资组合并不像它字面所显示的，是不同的工作，是冒险，你的工作量和你的成就成反比。换句话说，假如你做的是正常的工作，如果你是业务代表或工匠，你的成就和你的工作量直接相关，你工作越勤奋，产品越多，拜访越多客户，就可能拿到越多的订单，其中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你在冒风险时，如果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有正确的洞察力，那么你不需要埋头苦干。但是如果你犯错，而且你的假设和事件的实际过程有歧义，你需要做非常认真的研究，找出错误的地方，你越不成功，越必须工作，来改正这种状况，如果投资组合的绩效很好，你要做的事情越少，其中有一种反比的关系。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你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吧？有时候，一切都顺利进行时，就是要开始急转直下了，难道你不曾在某些时候，在一切顺利时，做很多预期的工作，就刚好迎接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吗？

　　当然，情形理当如此。但是，我不喜欢工作，我只做达成决定所需要的绝对最少量的工作。很多人热爱工作，他们搜集过量的资讯，远远超过达成结论所需要的数量，而且变得沉迷在某些投资项目上，原因是他们切身了解这些东西。我不同，我专注基本要素。必须工作时，我会疯狂地工作，因为我很气自己必须工作，这是我的方法里的基本要素，如果我知道什么地方不对，我会设法防止。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面对现实吧，个别投资经理人的表现也有盛衰相间的情形，他们先是判断正确，表现非常优异，然后变得趾高气扬，最后就被情势牵着走。我也不能免俗，事情经常会这样，一切顺利时，我会松懈下来，接着就会开始出错，情势可能变化得非常快，不是我驾驭情势，就是情势牵着我走，这就是我们永远不应该丧失戒心的原因。经验告诉我，通常我可以把损害控制在20%的限度内。要是我回顾自己的表现，曾有很多次，我在特定变动的一年之中，顶端到底部损失达到20%，然后我修正错误，在年底时呈现良好的结果。

　　你应用正式的程序来减少损失吗？

　　完全不用，事实上，如果事情出错，而且我知道错在哪里。但是我认为原始的命题正确，损害是来自外在的原因，我比较可能增加部位，而不是抛售一空，我必须知道为什么会亏钱。

　　事情出错时，你怎么发现的？

　　我会觉得痛苦，我很仰赖动物本能，过去我实际管理量子基金时，我会背痛，我把开始背痛当做我的投资组合出问题的信号。背痛不会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对——比如下背痛代表空头部位、左肩代表外汇之类的情形——但是背痛确实促使我寻找缺失，否则我可能不会这样做，这不是管理投资组合最科学的方法。

　　但是你已经不再实际经管量子基金了？

　　如果我还在管理，我就不会和你谈话了。有好长一段期间，我实际上是完全独自管理量子基金，我是船长兼加煤的伙夫，在驾驶舱里，我会敲钟，并且喊出“左满舵”的命令，然后跑到下面的轮机?，亲自执行这个命令；当中的时间我会停下来，做些该买什么股票之类的研究。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有一个机构，我已经把船长的位置交给别人，我只担任董事长，处理策略性问题。

　　你是说你只是船上的乘客吗？

　　呃，我要说我比那样还重要一点，我比较像是船东。

　　你会走进驾驶舱，接管控制权吗？

　　我会去看船长，但是我从来不接管控制权，因为那是责任重大的工作，如果我插手其间，一定会造成大的伤害。

　　你什么时候开始放弃积极的投资管理？

　　1989年，当时我变得深深涉入参与在东欧发生的革命，不能继续每天经管业务，不能继续留在线上，就把管理权交给由史丹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带领、由比较年轻的人组成的团队。

　　但是，一般人认为是你使基金于1992年在英镑上赚进10亿美元——而这是你把控制权交给朱肯米勒之后发生的事，这是他的功劳吗？

　　是的。我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居功，我参与过程，我像教练一样，告诉他这是终身难逢的大好机会，风险和报酬的关系极为有利，因此我们应该用比平常还大的规模去玩，而他也接受我的建议。

　　所以你对量子基金当时的融资水准，也尽了一些责任，但是，放空英镑的原始构想是他提出的吗？

　　对，他和我商量过，不过是他做的决定。

　　如果说没有你的鼓励，他绝对不会融资到量子基金当时那种程度，这样说还算公道吧？你没有压迫他尽量举债吗？

　　我建议他放手去做，没有我，他也可能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用的融资并没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只拿我们的股本去冒险，或许比股本多一些，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冒我们的股本好多倍的风险。

　　这是你最大的成就之一，过去几年来，你的基金在外汇的方向上，也做了若干结果并没有那么好的错误判断，在这些决策上，你担任什么角色？

　　和在英镑上的决策完全相同，1994年，我们在日元上犯了错误，但是我们的损失程度被过度夸大了，外面传说我们损失1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对，我们在1994年2月损失6亿美元，可是在当年年底就补赚回来。毫无疑问的，我们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步调错误，我是这种思考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我应该负的责任和在英镑上完全一样，我在判定我们在什么地方出错这件事上，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们专注在逐步开展的美国和日本贸易争执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们没有体认到日元强势有更根本的原因。

你在纽约的时间不像过去那么多，你主要是在东欧，从事你的基金会的活动，对吗？

　　不再是这样了，我待在东欧的时间比过去五年都少。

　　你在外面时，和纽约办公室的联络有多频繁？

　　电话线路够好时，我每天和办公室联络。

　　你和朱肯米勒通话吗？

　　对，也和其他人通话。

　　他寻求你的建议吗？你指引他某些方向吗？还是你们的谈话大部分是问题的对答？

　　他负责管理量子基金，我完全不规定他什么，四十岁的朱肯米勒在很多方面，比我在他这个年纪时高明。

　　这是量子基金继续成就斐然的原因吗？

　　这只是部分原因。朱肯米勒是个很公允、心胸开阔的人，所以他能够吸引素质高的人才来公司。量子基金的名声也提高了，在英镑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我们一直能够吸引最好的年轻人加入公司，所以我们现在拥有极有深度的管理层，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