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人心

我以为文学史上以水比喻人心而且讲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分别是刘禹锡、纳兰性德和俞平伯。刘禹锡讲人心凶险，纳兰讲人心易变，俞平伯讲人心太深。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的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顺宗重用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进行改革，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但好景不长，第二年顺宗即被宦官迫害致死。在宪宗即位后，“二王八司马”的革新派也纷纷被贬斥，作为核心人物的刘禹锡更是两次被放逐，先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后转夔州（今重庆奉节县），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痛苦的遭遇，使刘禹锡深感世路维艰，凶险异常。过长江三峡时，面对两岸连山，水流急湍，惊涛拍岸、险阻重重的瞿塘峡，诗人不禁发出“人心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的感慨。瞿塘峡之所以险，是因为水中有道道暗滩，而人间世道“等闲平地”也会起波澜，岂不令人防不胜防？“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那些惯于兴风作浪、无事生非、陷害无辜的无耻之徒们的人心真是比瞿塘峡还要凶险。

人心似水，刘禹锡道出了其中的愤慨。但刘禹锡毕竟是《陋室铭》的作者，他很会释怀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嘲弄和讽刺了这些因“我”被排挤出外才提拔起来的新贵们后，又在白乐天这位老朋友面前敞开肺腑地喝开了——“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始终是傲岸的、豪放的、坚忍不拔的。

到了清代，还有一个人也讲人心，但他是与流年结合起来讲的，“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这个人就是极富才名的纳兰性德。

“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诗人乃可云怨。”纳兰性德一生淡泊名利，他的词全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这个自幼天资聪颖，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18岁考中举人，22岁中进士，被康熙皇帝破格提拔成御前侍卫的年少英才，年纪轻轻就以英俊的武官身份参与斯文的诗文之事，成为“清词第一人”。

但他似乎并不快乐，词作中常有淡淡的忧伤。作为奉命参与军政，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多次受到恩赏的文武兼备的朝廷近臣，纳兰性德是人们理想中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纳兰却是深深地厌倦官场的庸俗，虽“身在高门广厦”，却无意功名利禄，“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他的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在当时社会上享有盛誉。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合为《纳兰词》。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除了正史记载，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传言纳兰而立之年，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但他们的爱情因家庭原因以悲剧告终。最为盛传的还有纳兰心爱的表妹入宫为妃一事，这对有情人咫尺天涯，却终不能成眷属。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之女卢氏为妻，“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但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人生若只如初见，就不会有白素贞心死被镇雷锋塔的凄凉，就不会有梁祝化蝶的凄惨爱恋，也就不会有千金寻求《长门赋》以求伊人回头的愤恨……茫茫红尘，众生如尘埃，多少韶光，上演了一幕幕缱绻而空灵的离愁别绪，难道这一切都因为流年似水，人心易变？纳兰也无法给出答案，只得说“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

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和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俞平伯晚年在台历上写道：“人心如水，何其深也；民心如烟，何其乱也。”

作为卓有学术建树的大作家和大学者，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1953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坚持用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因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离经叛道”和他“顽固不化”地抵制党的指导，使得党与俞平伯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被最高领导点名批评，冠以“反动”帽子，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

十年“文革”，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痛苦和不安，70岁的平老自然不能幸免。先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关在“牛棚”里，受到红卫兵的许多折磨，又偕同74岁的夫人和文学所全体研究人员，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1971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俞平伯夫妇和何其芳、钱钟书等老先生才得以提前返回北京。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来大陆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在打听、甚至要求会见俞先生。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学部（社科院）当局才给俞先生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先生家。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在那“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期，俞先生能这样吐露心声是难能可贵的。

俞平伯的确是很有风骨的。回京后的1975年夏，学部（社科院）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俞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情绪不是很高。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时，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立时全场肃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知慧的，只有俞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

不知道俞先生晚年时所说的“人心似水，何其深也”和“民心如烟，何其乱也”具体指代什么，但俞平伯自己给出了应对答案：“人心如水，当静处之；民心如烟，任其纷扰。”

“秦淮月色如故叹哲人已逝，槐屋墨香正浓信名声不朽。”这是俞平伯逝世后学者们赠送的挽联，也是对平老先生人心问题最豁达的阐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