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招录比例超过3000：1。自2006年以来，国考人数持续呈爆炸性增长。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意向调查显示，倾向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的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人，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招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近两成毕业生想进国企，想进外企的降至四成，此前，这个比例起码在五成以上。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的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
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的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报考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 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地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质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
“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4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涌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增长速度，说得刻薄点，像个暴发户。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折合每平方米三千多块。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 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五十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一场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再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丛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争着去公务员这种本身不创造价值，没有任何创新的职位。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soso_e141:}不考公务员的说，太难考的说

铁饭碗，现在很不好拿

{:soso_e128:}

P民99%的结局是考八十年也考不上

我对大后天招警考试不抱幻想

只有有机会就的尽自己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