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和就业2

六、勇于负重
 诸葛亮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公元207年，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的道路，即著名的“隆中对策”。
 《隆中对》是诸葛亮对汉末时代风云观察的杰作，也蜀汉政权的建国方略。根据这个战略规划，他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为创立蜀汉基业、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大业，北伐曹魏，耗尽了毕生精力。他取得的业绩和尤其是忠于蜀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而诸葛亮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与其负重精神有关。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从隆中出山到遗命葬定军山的二十七年中，事先主，扶后主，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而全力辅佐蜀汉基业，南征北伐，呕心历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始终把勤政、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先理身，后理人”，以达到“理身则人敬”的崇高境界。这其中，诸葛亮的忍辱负重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尤其让人感动。而所有的这种性格表现其实都是源于他匡扶汉室的政治理想和忠于刘备的赏识之情和托孤之重，正是这种责任感让诸葛亮积劳成疾死在了理想的征途中。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后世也大多认可他的这种牺牲精神。
 现在我们讲登高涉远，负重自强；讲能者多劳，劳者多能，其实就是一种负重精神和牺牲精神。
 工作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也常听到“能者多劳”这句话。“能者”由于能办事、会干事，工作质量好、效率高，领导用起来顺手，同事也经常找他帮忙，这样一来，“能者”自然就比一般人要“多劳”些。这里不妨深究一步：“能者”的能力水平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平时的“多劳”，是以“劳者”也会“多能”。
 有的人因为自己比别人多干了一点，少歇了一会，就感觉吃了多大的亏，牢骚满腹，啧有烦言：“这种事为什么总让我去干？好活怎么总就轮不到我？”有的人因为自己少干了一点，多偷了一回懒，就以为占了多大的便宜，沾沾自喜，轻松惬意，久而久之因缺乏行动力而“不堪重用”。凡此种种，皆在于不懂得“劳者多能”的真义。
 春秋时期，有位官员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圣人孔夫子为什么这么渊博，样样都会？”子贡回答：“那当然，老师是天生的圣人。”这段对话传到孔子那里后，他纠正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我小时候出身贫贱，什么事情都做过，什么苦都吃过，所以懂得了世间的人情事理。印度哲学家J·C·库马拉帕曾说：“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食物之于人体的关“劳”与“不劳”，“多劳”和“少劳”，是决定一个人能力强弱和作为大小的关键因素。在“劳”这个问题上的小小差异往往造成个人成长进步的巨大差别：闲者多庸，劳者多能。
 实践是提高能力素质的课堂和沃土，实践才能出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躬身实践、只有经常“多劳”我们才能比别人多出学习锻炼的时间，多出经受考验的机会，多出展示才干的舞台。这也是对多干活、多出力、多流汗的潜在回报。经历造就能力，一切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能者”无不是从“劳心”和“劳力”的艰苦中磨练出来、超越出来的。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成为“能者”，就必须经历“多劳”的辛勤与付出。“多劳”是实现“多能”的必要条件。越多做，越能做。
 有时候，“劳者”也未必“多能”，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劳者”的心态不平、学力不强。有些人对一些繁重工作事务，第一反应是推脱逃避，习惯性地拈轻怕重，即使承担了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干起活来态度很消极、不高兴，畏难情绪相伴始终。抱持这样的心态，再好的锻炼、成功机遇都会滑过。有些人担起了繁难工作，却是“有手无心”，循规蹈矩，只求完成任务，不去想有没有更巧妙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能不能优化程序整合环节，怎样才能出新出彩。干事不开动脑筋，不爱钻研琢磨，能力不会不请自来。
 不甘于平庸无能，就只有甘于“多劳”，乐于“多劳”。冀望于不断增长才能、成长进步，就应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能做到这些，大学生的就业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