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富国报君恩，民贫或愧黎庶

社区之前探讨了李鸿章，对于王安石我想也是颇有争议

  导语：    
       自南宋建立900余年以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近代以前无论官方或是知识界，都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和疯子，把他的改革视作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近代以降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老大帝国千年荣耀变成不值一钱的陈词滥调，王安石又被渴望变革，呼吁变革的人们捧到了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蓝图的大人物。之所以重读王安石，是因为我们想搞清楚，在“异端”与“伟人”这两个差距极大的评价之间，真实的王安石，真实的王安石改革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安石死后的九百年：他从异端到天才 从罪魁祸首到伟大改革家

本文摘自《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作者：李华瑞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仅以20世纪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评议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著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而这些论著又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大抵自来论介甫，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其谋其法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誉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其法出于介甫，亦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①“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②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③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的观点又流行一时。④

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⑤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鉴于此，笔者拟本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借鉴“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⑥的方法，对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一些探讨。

为了叙述的方便，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900多年来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阶段：一、南宋至晚清；二、20世纪前半叶；三、20世纪后半叶。

要叙述南宋至晚清社会变迁对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影响，先对其评议源流作一简要介绍是必要的。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史家的评议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按中国古代官私修史传统，官史方面的评议，主要有：1．宋高宗朝绍兴年间由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2．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3．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们对后世的评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⑦“事实先以正史为据”是也。⑧

再看私史中的评议线索：主要见于南宋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⑨、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还有赵汝愚《宋诸臣奏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吕中《大事记讲义》，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和不著撰人《宋史全文》。

明清时期所编前朝历史的著作在叙及宋神宗朝史实时，大都依据上述官私史书，尤以《宋史》为蓝本。如：编年体：元明之际陈柽《通鉴续编》、明丘濬《世史正纲》、薛应旃《宋元通鉴》、顾锡畴《纲鉴正史约》、清《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徐学乾《资治通鉴后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纪传体：明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清陈黄中《宋史稿》、陆心源《宋史翼》；年谱类：清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别史类：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邓元锡《函史》；其他还有：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魏显国《历代相臣传》、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和众多史评等。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一大批由反变法派及其子孙撰写的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的轶闻趣事，对元明清人评议王安石影响颇大，并形成另一类“私史”。最早从笔记小说中裒辑王安石轶闻趣事的工作，大致始于朱熹以笔记小说为主编撰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库馆臣把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该书第六卷《王安石荆国文公》，共计36条，引用笔记小说14种，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裒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其数量远超过《三朝名臣言行录》。清人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附逸事28条，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王荆国文公年谱》附《王荆国文公遗事》1卷，共收录轶闻趣事104条，引用笔记小说35种。

另一类是思想家的评论，自南宋至晚清历代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因而宋代兴亡论是一个重要讨论的课题。著名的有南宋理学家、浙东学派，元明清有吴澄、虞集、丘濬、杨慎、李贽、王夫之、顾炎武、全祖望、颜元、李绂、龚自珍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曾专门评议过王安石及其新法。

由于800年时间跨度较长，不可能在一篇文章内对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一一缕述，因而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评议意见进行透视。

(一)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上台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右正言崔鸥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⑩理学传人杨时亦上疏：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⑾

近代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 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之下第一完人






其一，贺麟先生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如孔子之尊周公、老庄之尊黄帝、墨子之尊大禹。在宋儒朱陆两派中，显然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而象山则拥护温公的政敌王安石。象山是哲学家中第一个替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推翻，他的政治理想，迄未得真正实现。而陆象山的心学被程朱派压倒直至明之王阳明始发扬光大。而政治家中也只有张居正才比较服膺陆王之学。总之，讲陆王之学的人多比较尊崇王安石、张居正式的大气魄的政治家。”同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49]

笔者以为贺麟先生的分析符合实际。吴澄有“宗陆背朱”倾向，[50]虞集是吴澄的学生。李绂(穆堂)好辩朱陆异同，是清初朱陆异同论的主要代表，钱穆先生说“穆堂集辩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辩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五卷是晚清以前为王安石辩诬的集大成之代表作，钱穆先生又说：“今《考略》于《穆堂集》辩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则元凤(蔡上翔字)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51]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四卷，推论二卷是续蔡上翔之作，将其辩诬推向一个新阶段。

其二，陆九渊、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均是江西临川人，他们对王安石的褒扬，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南宋以降，王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而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像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辩诬正名。可以说，在近代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大都来自他的家乡。

其三，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是他们与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52]颜元一反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空虚的特点，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是故“习斋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经之事功立论。盖宋儒之所轻，正习斋之所重也”。[53]田对王安石的评价即表现了这种所重。“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54]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先风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怀抱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或问曰：王安石[法]，信如人口讥议者耶？答曰：何为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材，毕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虑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55]显然龚自珍对王安石的肯定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

20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与出现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一样，亦始于20年代。进入30年代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大致一直持续到40年代而不衰。其主要标志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有关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传记及其变法的单行本著作(不含诗文选注及介绍)近10种。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56]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如变法的时代背景、动机、指导思想、代表的阶级，诸项新法的利弊，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变法的社会效果及意义，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等，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今当千载而后，内忧外患，恐更甚于安石执政之时”。[57]“吾人今日所处之环境，实类似当时”。[58]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59]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

譬如，蒋作宾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作序时就说“白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之。惟是安石锐意欲行之新法，所为权制兼并，均济贫乏者果与现代之社会政策相吻合乎？其他理财、足兵、恤农、兴学诸端，以视泰西诸国之新政，信能小异而大同乎”？[60]“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61]

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62]孙中山把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下，土地和大企业为少数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称为“文明的恶果”，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他提出了土地和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主张。[63]并提出实现均富方法的四个方面，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还包括振兴实业、普及教育。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刘峙就在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的序言中说“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更有研究者把王安石的理财理论归纳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民经济。[64]而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则直截了当地说“今日国父袭历史之思想，规抚世界之潮流，创为伟大的民生主义，实与王安石之思想，不无影响”。[65]

只知道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不知其在政治上的建树、

败在不能知人善任 说白了就是好政策让他自己选的歪嘴和尚念叉了~

想了解王安石的，不想读史的，建议读一下《新宋》。王安石就是那种倔相公，在封建官僚体制下，任何新政都不可能完全地实施，因为至上而下并非一个人说了就算，新政也有弊端，在不同的地区一个让人民富足的新政也有可能变成祸害人民的工具。关于历史，这种辩证的话不需多讲，自己去看吧。

LZ如果对历史实在有兴趣，其实应该探讨一下魏忠贤、袁崇焕等人的忠奸，其实探讨一个只有在其位者退出的政策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实际效用，有很多时候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