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
15楼#
发布于：2012-03-26 18:24
非常滴敬佩
|
|
|
|
16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5
朱镕基上海铁腕治吏: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朱镕基对上海506名局级干部说。受到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这些部门主管还多，弄得他们很紧张。 市民的火气 上海普通百姓更关注的是官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 在一封信中一位市民这样写道，“机关作风拖拉是致命伤。现在我们工作中，设想都很好。但这些设想谁去实现？为什么都不落实？检查时也不知是谁的责任。这样长期下去，难免恶性循环。” 一位政府官员形容当时上海的社会现状是“市民火气很大”。 1988年4月30日晚，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在荧屏上，朱镕基说，解决上海的问题“会白头发很多”，在讲话中，他提得最多的还是政府的“高效廉洁”。 朱镕基说：“我有缺点，缺点就是对干部批评太严厉。”朱镕基的电视讲话播出后，在市民当中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市长办公室每天收到市民直接写给朱镕基市长的信达140封以上。 上海媒体曾经公布了部分信件的内容，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朱镕基的这次公开讲话赢得了不少市民的信任。 一位市民说，“上海急需建立一种信任感。我看了您还未当市长时的一次亮相，一次包括您的经历的‘立体演说’。我感觉效果特好。” 一个中学生说，“新当选的上海市长，你说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要是我是代表，我也会选你一票……” 但上海市民更实际，他们看多了夸夸其谈式的干部，也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他们写信给朱镕基：“不是我打消您的士气，刹住吃喝风、受礼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转这种场面吗？您能重新恢复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吗？” 放权力，明职责 上海话中，朱镕基的名字发音与“雄鸡”相同，有上海市民小声议论，看看新市长怎样“雄鸡一唱天下闻”。 朱镕基透露过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设想：“市政府要下放权力。光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管不好城市的。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能成为12个‘市长’。” 张正奎，徐汇区原区长，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朱镕基共事时的往事：朱镕基决定改革上海的市政府一级管理体制，市级部门委办局的权力要下放，实行两级管理，市管大的，区管小的。 当时，徐汇区集中了市政府各部委办局许多机构和宿舍，官员们意见最大、最多的便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差。也因为这个原因，每次市里开会时，张正奎总是不愿早去。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对张正奎说，“老张，市政府门口的两条路就在你徐汇区，你能不能将那里先弄干净？” 张正奎发牢骚：“这可不只是区里该管的事情啊，按理应该市容局分管。但徐汇区54平方公里，要一个地方管，实在管不过来。老百姓区长市长一块骂。要把管理权下分。” 市容局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不同意将垃圾车下放到区里。 设备不下放，治理几乎是一句空话，张正奎极力争取。这次，市容局表示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设备到了街道，没有几天就要被搞坏。” 两方争执不下，朱镕基笑着插话：“能不能先试几个街道？张正奎有勇气，就让他试一下，一个区乱不了上海。” 通过这次放权后，徐汇区的环境质量果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由简单到复杂，朱镕基一步步地推行着政府的两级分权。行政和社会事务，市分权给区；经济上，委办局分权给企业，政企分开。 财权下放 杨浦区委书记顾灯曾向市政府抱怨：区级以下医院的工作责任在区，但连街道医院的危房翻建却要市里审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务在区，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里层层转批…… 其结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两三年嘴皮，甚至更长。更令人沮丧的是，有时从区长到有关工作人员为一个建设项目忙碌一年半载，做好了各种准备，市里一个联络员只要说个不字，便竹篮打水一场空。 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这是对当时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在财政上的关系最贴切不过的比喻。 1988年，上海市终于向中央争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105个亿，其余的归自己。 朱镕基借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下放，并给了各区四句话，“核定收支，包干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汇区为例，核定的财政收入是2.1亿，交1.5亿，区里留6000万，超过部分二八分成，区里可以拿大头。 在这种政策激励下，各区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徐汇区财政收入超了2000万，按政策区里可以拿到1600万。可这笔钱怎么花？张正奎不敢自作主张，就向朱市长请示。朱镕基手一挥说，“这个我不管，但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许盖办公楼。” 张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条政策：第一，给企业放权，免去一些财政任务，让企业喘口气，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第二，将钱用于基础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长了34%，稳定住了教师队伍。第三，投入城市养护。第四，把一部分钱给了急需用钱的街道办事处。 后来，朱镕基到徐汇区视察时听取了张正奎的有关汇报后说，“你们区里的钱比市里用得好，知道怎么花，刀刃在哪，我给市里一些部门的钱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因为采取了得力的财政和公共政策，当年上海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仍完成6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国民收入完成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
|
|
|
17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6
从严执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会上动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并送给参会的正局级干部三句话：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他说：“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处一级干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员？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级以上的干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议下，上海市实施了建国以来一次从未有过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办局主任、局长的任命由他亲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之后，这些局长还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当面质询，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长们询问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认可后再颂发任命书。 此举切断了许多“混混干部”的得过且过，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铁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长们很快就领教到了朱镕基的严厉。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几个。” 在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战战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受过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这些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一问，如果没有好好准备，马脚就露出来了。 这让官员们对这位市长既佩服，又害怕。官员们起初不适应这种开会氛围。于是每逢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抢着往会议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问的几率就越大。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种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诸后仁说，虽然朱镕基对下属的要求很严，市政府有些官员很怕他，但区政府的官员不怕，“因为我们长期在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接触较多，关系密切，因而在开会时即使问再多的问题，也不会被问题‘将’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将至，朱镕基对当时上海的防汛设施十分牵挂。龙华机场边上有一条机场河，因为河道两旁的违章搭建很多，对泄洪的压力很大。 他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问他能否在汛期前将这些违章建筑清理掉。 张正奎说，“有些我可以保证拆掉，但河道上许多仓库是市里的委办局搭建的，我无能为力。” “那这些你给我个名单，我来想办法。”朱镕基说。5月17日，朱镕基带着市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河边现场办公。 朱镕基指着河道上那些违章搭建说，“依法办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权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谁也没有权力搭建！” 接着，他让在场的官员挨个表态，有人当场答应拆除，也有人讲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此时，全国正面临着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区里干部问张正奎，“市长应该不会来检查了吧？拆除违章建筑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张正奎说，“我知道他的风格，说来就会来的。你们还是继续弄。” 6月17日，一大早，张正奎就坐在办公室里。果然，秘书很快打来电话说，“市长来了！”见到张正奎，朱镕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张，走！” 在河边，当看到还有很多违章建筑没有拆除时，朱镕基立即将一些局、办官员叫过来，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雷霆万钧！官员哪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重典治乱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了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 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此事后来作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上报给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份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将全市的酒吧和餐厅的老板组织起来，分批办了学习班。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长后，在一次人大会议上，朱镕基说：去年夏天，上海电冰箱厂着火。我决定免除厂长职务。这下不得了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火灾暴露了工厂管理问题，几百万国家财产烧得精光。我不能让步。现在这个厂的职工很重视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坚决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当市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常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用。 管住当官的嘴 群众对官员大吃大喝反映强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带头履行。 一位官员回忆：一次，市里在虹口区开会，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比较多，虹口区的区长就在政府隔壁的宾馆里借了个会议室。朱镕基的车到了区政府的门口，司机问会在哪开，值班的回答说，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于是径直来到了宾馆门口，对着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然后扭头就上车打道回府。 这可急坏了那位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忙跑去告诉区长，区长心知市长搞错了，以为把他叫到宾馆来吃饭了，于是赶紧打电话进行解释。 “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朱镕基接到电话后，这才调头回来开会。 朱镕基执行“四菜一汤”出了名，邓伟志回忆：一次在闵行，朱镕基因为忙，迟迟未来吃晚饭。大师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汤。接待员便让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饭晚了，肚子太饿，四菜一汤没吃饱，便问：“还有饭吗？”答：“没有了。”朱镕基笑笑：“算了！” |
|
|
|
18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6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下属官员：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数年中，从未有人见其破例(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国家会计学院题词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时决定向公众敞开言路，市检察院及下属12个区、10个县建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信函、口述等方式检举官员，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控告检举失实的，言者无罪。 一时间，各种检举信和电话雪片般向有关部门飞去。 一名副县长，被查明侵占集体财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贵重高级打火机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关单位送的高档礼品； 另一位副县长在装饰住房时，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物3000多元； …… 举报被查实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腐败官员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媒体对此不断公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达29名，上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监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市各级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额达58万余元；上交礼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币达123万余元；违反规定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585人次，金额16万余元……通报批评的有52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400余人。 “给我留一口棺材” 高压反贪一直在上海持续了多年，其中的压力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一名领导对吴德让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委屈，党和政府是理解的。”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直到退休后，这位曾经为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遗余力的干部依旧深居简出。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给我留一口棺材”。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这说明：朱镕基决心大，破釜沉舟，同时他知道反腐的人没好下场。在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这位在上海多次耳闻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员给朱镕基的评价是： “清官，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礼，以权谋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决心对腐败现象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全场热烈鼓掌。 朱镕基接着又说：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 |
|
|
|
19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7
布衣市长:从不刻意掩饰感情 是人性化的政治家 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常人的喜怒哀欢，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作为市长，朱镕基对属下官员管理过于严格，多少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熟悉他的人则称，那只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其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刚来上海的时候，朱镕基打破常规，向属下公布家庭电话号码，让秘书传达给大家后，他还不放心，再三询问，“我家的电话，你们知不知道？我再说一遍……你们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我不嫌电话多。” 即使如此，下属也还是不敢轻易往他家里打电话，倒是他一想起什么事情来，常常忘了时间在深夜，打电话给他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原行长龚浩成习惯早睡早起，但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要被朱镕基的电话从被窝里拉起来。 有一次，龚浩成睡熟了，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龚浩成的爱人去接电话。 “喂，龚浩成在家吗？” “你是什么人啊？”龚浩成的爱人问。 “我是朱镕基。” “什么时候了？这么晚还打电话来！”随丈夫从北京调过来不久，龚浩成的爱人并没有听出电话那头的人的身份。 “哦，那对不起。”朱镕基搁下了电话。 第二天上午，她告诉龚浩成，昨天夜里有个叫“朱镕基”的人打来电话。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那是我们的市长啊。”老婆稀里糊涂把市长给挡回去了，虽然知道朱镕基不会为这样的一点事情计较，但龚浩成还是有点哭笑不得。 对于学者型的官员，朱镕基向来很尊重。 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会议期间，朱镕基与教育界代表一起座谈。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时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于漪委员发言说，上海中小学基础教育很困难，很多中小学校舍破旧落后，师资不稳定，政府应该追加投资或增加财政预算。 讲到这里，于漪不客气地说，“落实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说功，唱功，关键要看做功。”新当选的市长朱镕基边听边记，听到这里，插了一句话，“我的唱功可不行啊。”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于漪说，但当年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确实增加了，教育附加费也增加了一些，这些措施很得民心。 宝钢有个名叫曾乐的电焊工，技术十分了得，外号“焊神”。他的技术帮助解决了诸多市政工程中的难题。1990年代初，这名工人得了肝病，后被怀疑为肝癌。朱镕基得知后，批示让卫生局长亲自到医院去，并让在上海的院士和所有的肝病专家都集中起来为这名工人会诊。 朱镕基有一个业余爱好，拉京胡，唱上一段京戏。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有一年春节，他同我们一二十人一起联欢。我们带夫人，他带小孙子，又唱又拉，自拉自唱，如同一个普通人家的爷孙俩享受天伦。 周瑞金说，朱镕基平素对下属要求很严格，一开会，干部就紧张，一些副市长也一样。实际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软。他有大国政治家的风度，讲话充满政治智慧，又不失幽默。西方政客都有人格面具，他没有，在他身上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政治家。 |
|
|
|
20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7
魅力市长:妙语连珠 对"外"从不遮"丑" 有评论家认为，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的三年时间内，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将上海市市长的形象进一步提升，更加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这无疑增加了他以后在中国政坛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上海历来受国际关注，浦东开发开放后更是如此。上海给了朱镕基许多出现在外国各界人士面前的机会。最为成功、最让朱镕基的形象为海外关注的是1990年3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它的宗旨主要是向市长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加速上海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与建议。 据浦东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资料，为开好这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1990年时，由于受“六四”风波影响，许多原定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性会议被迫取消或推迟，但上海首次市长咨询会议仍在当年3月16日顺利举行。 许多国际企业家都被朱镕基的魅力所折服，包括格林伯格。这次咨询会后，格林伯格不但没有撤资反而作出加大对华投资的决定。而且，他和朱镕基的友谊从此保持着。 1990年代以来，当中国在为加入WTO几经挫折的时候，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多方敦促政府尽快完成与中国的入世谈判。 市长咨询会议的功能当年就见效了。 1990年10月，上海召开国际金融研讨会，这是在3月份市长咨询会议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家建议的基础上举行的。国际工商界与中国金融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这是国际金融界和中国金融界自“六四”风波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影响颇深。 之后，上海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并日趋活跃。 朱镕基对“外”是从不遮“丑”的，这或许有助于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早在1990年5月初，浦东开发办成立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当着众多中外记者的面谈上海投资软环境的不足。他说，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官僚主义，效率不高，互相扯皮。有些外国企业不愿意到上海来洽谈投资，因为我们有一个弱点，往往是“见小忘大”，对眼前的利益斤斤计较，而对长远和全局的利益考虑太少，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刚卸任的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沙麟说了一件旧事。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设计院正式挂牌，办公楼是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改造的，下层是仓库，阴暗、潮湿，散发着阵阵霉味。那天朱镕基也到场参加揭牌仪式。为了“遮丑”，沙麟他们把下层过道用一块门板挡住。朱镕基看到门板很奇怪，就问里面是什么，沙麟说是杂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挡一挡。朱镕基推开门板向里看了一眼，指着黑洞洞的过道说：“不要用门板挡住过道，要让来开发办的人看一看，我们浦东开发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在出访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1991年4月，朱镕基最后一次代表上海出访西欧各国28天，途中他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曾写过一篇《朱镕基在汉堡印象记》，发表于1991年5月4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该文记录着朱镕基在海外的影响。 关愚谦写道：“不管怎样，朱镕基这次被任命为副总理，在国外的报纸上，普遍受欢迎并对他寄以很大希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说话幽默，妙语连珠，但又不失分寸，甚获德国人士的赞赏。 德商俾斯麦先生(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的后裔)对我说：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 ……“他后面的译员实际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英语和德国各界人士交谈，而在德国的所谓白领社会，用英文已是极普遍的事。 汉堡市长佛协劳博士今日显得特别殷勤，不离左右。” ……“他在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时，一点也不避开上海在开发浦东地区遇到的资金少、黄浦江河道浅等等困难，同时又提出了今后克服这些困难的信心，很有说服力。 “朱镕基还很幽默：我们欢迎德国的朋友赶快到上海去。如果你们还想看上海的落后的东西的话，赶快去，不然，五年十年以后，你们想看也看不到了(全体大笑)。”(资料支持：实习生沈晓瑾) |
|
|
|
21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9
朱镕基浦东拓殖:12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难：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当时的浦东没有辉煌的事实可以反驳这个质疑。 12年后，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当这位路透社的记者再次站在浦东时，他被浦东的现实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讯中发出惊叹：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城市！ 仅仅12年多，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 浦东这块10多年前的油菜水稻田如今高楼林立，一批批“国际社区”结邻而居，数以千计的外籍家庭把这块曾经被忽视的田地当成了自己美好的家园和创业基地。 开放信号 开发浦东是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人心所向。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可谓一石激浪，该报道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上到政府高层下到普通市民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振兴上海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开发浦东。当时上海官方和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开发浦东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二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 小平同志也非常支持浦东开发。1991年年初他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谈到浦东开发问题，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后，在前届政府的基础上，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终于正式启动。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 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朱镕基在许多场合都在为开发浦东积极造势。 1990年3月1日，他在第八届上海对外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上向外界透露开发浦东更为明确的态度：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上海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大胆的开放政策。 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开发开放浦东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国际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同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和意义。 在那个时期，西方媒体鲜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正面报道中国。 《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一文引用一些人评论说：“如果有人可以使这个计划(指浦东开发)运转，那就非朱镕基莫属。他任命的那些技术型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支持着他。” 《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一文中则这样评价浦东开发和朱镕基的关系：世人关注浦东，也意味着对中共高级干部素质的考验。……现任的上海市市长，61岁的朱镕基，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浦东的成功将对他的政治事业提供帮助。 |
|
|
|
22楼#
发布于：2012-03-31 10:29
改革典范 开发浦东，缺少资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 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因此，外国投资者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当时上海吸引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上海搞一个项目，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反映尤为强烈。国外的企业家们后来在为上海共谋发展良策时也指出，影响上海吸引外资的障碍，正是一些领域存在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败现象。 很快，朱镕基显示出他的高效、决断的施政风格。 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的设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市政府决定获得通过。 经本报调查，上海这个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设立的直属省市一级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过，它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后来，上海的这个“创造”在全国很多地方被广为应用。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即开始正式对外办公。 “但要打开局面相当不容易，朱市长希望的‘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显然会触动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叶伯初说。这个76岁的老人1988年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当时他已到了退休年龄，突然被朱镕基调到外资委任委员，分管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投资环境的硬件配套。 当时包括叶伯初在内的许多官员，思想上都有一个顾虑：你这个机构有这么大的权威性吗？“一个图章”能在所有的单位通行无阻吗？你这个机构人员的素质怎么样？会不会乱审批？能不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朱镕基自有他的办法，他不仅在思想上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组建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很多科学、周密的方法，从中体现了他的领导智慧。”叶伯初说。 首先，外资委是在原有的体制架构下组建，而不是推倒原有架构。即原来各单位的职权都不动，新机构建立之后，与各部门密切联系，帮外商将各方面手续工作协调完成后，盖一个图章。 其次，团队组建也非常合理，将各单位原有负责人之一(副主任)叫来做委员，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些委员身兼两职：外资委委员、原部门副主任。这样工作协调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另外，为了保证外资委工作人员的素质，约30位具体工作人员也是从相关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今日上海》杂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评论说，朱镕基想借此树立上海良好的国际形象意志之坚决，从他为这个委员会配备的强大阵容可见一斑。担任市长的他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龙蜚任常务副主任，再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一种权威由此产生，“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该机构的功能除了审批、管理以外，还兼具协调、服务的性质”。 叶伯初说，外资委建立之后的效果是明显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14个小组主动上门听外商提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此举让所有外商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叶伯初认为，外资委设立后的政治效应也是很突出的。“六四”风波后，美国、欧盟等限制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几乎所有的外商大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几乎没有撤走的。就这一点来说，外资委功不可没。 另据当时国内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的结果表明，10个当选者中，上海就占了6个。 强将手下无弱兵 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亲点，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性或学者型官员。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沙麟说，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而且他也很愿意让下属展示自己的才华。 沙麟回忆，1991年4月朱镕基带领上海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只开了个头，接下来就让我们演讲了。我们都是用英语演讲的。这给外国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个个能力很强。他不像有的领导，不喜欢让下属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才能。我们看得出来，当时他是那样的放松，敢于用人。 他说，那次出访曾经难住了中国几家媒体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因为朱市长常常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与法方人员交谈。而且在后来法中协会举办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报告会上，不仅镕基市长用英语演讲，而且上海市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叶龙蜚和我都用英语作报告。这把许多只懂法语不懂英语的驻法记者急坏了。请一个翻译要每小时150法郎，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三四名记者围着时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的徐匡迪，请他做同声翻译。 后来有媒体的记者留心了一下，发现朱镕基带出来的人个个都能讲流利的外语，这与过去很多中国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围着翻译转形成鲜明的对比。 沙麟感叹，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兴奋而舒畅的，又十分紧张，大家工作的节奏很快，兢兢业业。但他对问题的了解十分深刻，无形中对下属汇报工作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大家要准备充分了才敢汇报，不然三问两问就把你问倒了，官僚主义在他这儿是行不通的。 “他非常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很多人说他厉害，不敢在他面前汇报工作，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东西比你还多。”沙麟说，“但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不’，只要你说得出理由。”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文汇报》作了一次有关浦东开发的座谈。第二天他知道了，就在会上说：“你们才做了多少研究啊，就都发表大块文章啊？”后来我把有关这次座谈资料寄给他，他看看我们准备很充分就不说了。 一位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上海官员这样评价他：朱市长是“刀子嘴巴菩萨心肠”。 沙麟断言，他批评了很多人，但从来没有无缘无故“伤害”过人，他总是为公不为私。 当时，正是朱镕基的严厉要求，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的精干高效作风名扬海内外，甚至《纽约时报》也撰文赞扬：开发办的工作人员全然没有通常的中国官员那种官僚作风和暮气沉沉的味道。 国际友好人士评价，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时开始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自己开明的政治形象锦上添花。 |
|
|
|
23楼#
发布于：2012-03-31 10:30
"皇甫平"事件破除思想僵滞 支持者正是朱镕基 1991年初，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一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引发当时思想理论界激烈交锋，而其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评论里的一句话。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其主要作者是时任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篇评论。仅仅半个多月后，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第一版；紧接着3月22日、4月22日第三、四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海内外政治嗅觉敏锐的观察家们才注意到这组系列评论的作者“皇甫平”这个名字，才真正意识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及分量。 而这组后来被称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作者及组织者正是周瑞金，而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1991年北京的一些报刊仍然在努力鼓动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气氛沉闷。而这组评论“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也打破了思想理论界的沉闷局面。 当1992年2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他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就发表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就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小平同志还特地在上海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旨与小平同志的有关谈话其实是一脉相承。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镕基同志在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时隔12年后的又一个羊年春节过后，在上海市新华路的寓所内，周瑞金先生回忆当时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组织过程时非常肯定地对记者说，“其中‘改革年’的提法，针对的就是有人提出‘质量年’的口号。” 像一枚石子骤然投入一池清水，这组评论在当时理论界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交锋。而且很多人都在猜测议论文章发表的背景。台湾《联合报》在1991年4月发表文章，称这组文章与朱镕基有关。 周瑞金说，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许多单位，并发表重要谈话，朱镕基同志一直陪在身边，并亲自整理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有关的谈话材料虽然传达的范围很小，但周瑞金看到并认真领会了其中精神。而且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是在朱镕基上调中央后，才发表的。 但朱镕基在1991年年初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周瑞金基本都贯彻到文章中去了。“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推进各项改革，称1991年是‘改革年’；在谈到治理经济环境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时，朱镕基同志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这是引用曹孟德的诗句加以改造，所以对他的原话，我印象比较深。” 周瑞金作为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主管社务、党务，并分管经济评论、理论等编务。在对当时的改革形势作了合理判断并在充分领会了朱镕基传达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他决定发表一组评论，对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在评论的分工方面，周瑞金主要出点子，出思路，具体设计系列文章的各层主旨，并与其他两人分头撰写。 真正引起交锋的，是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因为当时有些人把市场化与私有化看作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素。上面有人更是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刚刚统一起来的思想搞乱了。这个讲话在全市有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周瑞金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务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1991年4月17日，周瑞金专门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理论界的反应，特别是台湾报纸利用此事如何歪曲背景，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等。 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审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回忆过去，周瑞金说，当时的舆论环境确实很艰难，甚至已经到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云开雾散，局面才开始真正好转。 |
|
|
|
24楼#
发布于：2012-05-31 22:07
|
|
上一页
下一页
